许多老工人都了解郎金魁的身世，他家住在山东掖县，家贫如洗，辈辈给地主扛活。那一年他们家乡遭了大水灾，实在过不下去了，他父亲用挑筐一头挑上他，一头挑上他姐姐，跟他妈妈领着十二岁的哥哥，沿途乞讨闯关东。他们到了沈阳听说孤鹰岭矿招人，就来当了矿工，他父亲在矿山干了七个年头，有一天洞子冒了顶，砸死在里边。那时候他才十四岁，为了活命跟哥哥一起去当童工，妈妈和姐姐给人家洗补破烂，一家四口都劳动，还是吃不饱肚子。过了一年，有一天晚上他回家，一进门看见妈妈倒在炕上，被人打得鼻青脸肿，哭得声嘶力竭。他忙跑到妈妈跟前去问，妈妈一面问他哥哥去哪里了，一面告诉他金大马棒把他姐姐抢走了。他一听气得眼前直冒火星，愣了愣神，转身跑去找哥哥；哥哥顺魁也是个愣小伙子，认为自己理直气壮，领着他就去找金大马棒。兄弟俩走进金大马棒的院子，见金大马棒屋里灯光明亮，里边传出日本人的说话声，他们犹犹豫豫地没敢进去。两个人正在窗下徘徊，忽然有个狗腿子由屋里出来，一看是他们俩就喊：“有贼！”这一喊由屋里跑出几个狗腿子，不容分说，就把他俩绑起来送进了矫正辅导院。分别把他们关在两个地方，过了五个月他被放出来时，才知道哥哥早已死了；回家一看，妈妈也早已去世，别人告诉他说他姐姐被金大马棒糟蹋后被金大马棒的老婆让鬼子的狼狗给咬死了。
郎金魁泣不成声，人群里充满悲愤，沉重的气氛笼罩着群山。
唐黎岘扶着郎金魁，用洪亮的声音说：“同志们，郎金魁太悲痛了，他一家五口人来到了矿山，几年的工夫就被万恶的日本鬼子和汉奸折磨死四口，最后只剩他一个孤儿。郎金魁、林大柱有苦，在场的许多人都有苦。他们的苦，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苦，这是民族苦，阶级苦；现在我们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得到解放了，过去的那种日子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在旧社会所受的苦！我们要把悲痛化为力量，积极行动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又快又好地把矿山修复好！”
苏福顺忍不住地大声说：“若是不解放，咱们穷工人有罪遭哪！现在解放了，穷工人得了好，成了国家主人，再不挨打受气了，我们要拿出全部力量去干，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若不好好干，就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毛主席！”
“对！”郎金魁抹干了眼泪，高声喊：“我以前糊涂，干活吊儿郎当，那能对起谁呀？我错了！从今天以后我郎金魁一定要好好干，要拿出全身的劲来干！”
人群沸腾起来，都争着讲话，古尚清、曹顺林相继讲了话。林大柱也激昂地重新讲了话，他坚决表示要为矿山的修复努力到底。众人原先的悲痛气氛已被激昂的情绪所代替，都纷纷表示决心，大有气壮山河的声势。
唐黎岘见时间不早了，向人们挥挥手说：“天不早了，就谈到这里吧！回去后我们还要抽出些时间让大家继续诉苦和谈感想，让大家牢记阶级仇，民族恨。同志们，现在我们动起手来，把万人坑填平，让我们受难的阶级弟兄们安息吧！”
人们立时都行动起来，挥起铁锹铁镐，掩埋沟膛子里的那些白骨。
苏福顺回到家里，想起今天在狼洞沟的情形，禁不住地又想到老二福昌。老二由家搬岀去有五个来月了，疙瘩始终没解，几次让他搬回来他也不干。他心里总惦记着这码事，想起来觉得就不安。在过去那样的苦日子里能很好相处，为什么现在就搞不到一块儿呢？他对自己说：不行，还得说服他搬回来，于是马上就去找苏福昌。
到宿舍里没找到福昌，有人说，看见他在街上跟翠花说话，猜到他可能到牛家酒馆去了，便赶紧去牛家酒馆，进门一看，福昌果然在里边喝酒，他不满地喊：“老二！”
苏福昌看到大哥责备的眼光有些不安，忙把手上的酒盅放下；翠花看见苏福顺，忙迎上前说：“喏，苏大哥啥时候也不登俺的门，哪阵风把你刮来啦，真是个稀客！来吧，你们哥俩在一起喝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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