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前面走了，我们吆喝着十头大骡子慢慢地行进。大骡子驮着我们第四大队的行李。太阳很大，吹着风，梧桐花正盛开，每一棵树下都落了不少。这伏牛山的山路虽长，但并不令人厌倦。走着，心里想着老百姓讲的“八百里的伏牛山”的气势，举眼一看，一片繁茂的开着花的梧桐，果然是壮观。我们一伙五六个人相当乐观，这种乐观精神却不是偶然的。
当时，一九四八年，我们队伍南下，我要求去炊事班和运输班当政治干事。因为这炊事班和运输班都是刚被解放的川籍战士，急切需要政治教育。白天我在运输队，晚上我在炊事班，和他们一块儿工作一块儿劳动—煮饭、做菜、切萝卜、洗葱、煞驮子、抬驮子、卸驮子、找草料、选择牲口能通过的道路。我们很累，但我们的话说不完，我给他们讲革命队伍中的故事，他们给我讲他们在旧社会的遭遇。革命故事也好，他们的遭遇也好，都深深教育感动着我们，因为那是人民的欢乐，人民的力量，人民的痛苦，人民的哀愁。我们谈了许许多多动人心魄的事情。白天，不管太阳多么大，旷野无人，我们这一个运输队，是不会感到寂寞的。
这天，我们又谈论起来了。谈了一阵敌人队伍中的恶习，一个叫做张得全的说：“国民党队伍，真叫残酷，那才是把一个人的命不当成人命！我倒想起了那时候出在我们排上的一件事。……”等了一阵，他没有说出他的故事来，我们要他讲。他又说：“我还差点儿丢人嘞！”有人问：“怎么丢人？”他低着头，没有开腔。他是一个矮个子，十五岁被拉壮丁出来，这时二十三岁了。但发育不健全，面孔象老汉一样，又黄又皱；身材象小孩一样，轻巧活泼。他常说他是脱过几层皮的人，“我没有死成，简直是万幸。”
下面是他亲眼看到的事。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部队武装“大游行”到绥德某地，某旅某团某营某连第一排第一班班长，叫做赵万林的，半夜查哨，发现哨上丢了一挺轻机枪。第一排担任两座山头的警戒，第一班就负责内中的一座。两座山头象两只耸起的兔子耳朵，大路正好在两座山头之间通过。
太阳又那样怪，正午热得很，吹起一阵风来，都是又干又热的。士兵们背上那一百发子弹、一支步枪、四颗手榴弹、十天吃用的面粉，再加上自己的行李，在陕北光秃陡峭的山上爬山越岭，整天连一口水都喝不上。夜里歇下来，士兵们疲乏极了！赵万林每次查哨，都发现哨上的士兵，一个个睡得象死人样，走到跟前拉着肩膀使劲摇，才听见懵里懵懂的声音：“是哪个？莫开玩笑呵！”摇醒了第二个，第一个又睡死了。
胡宗南的武装“大游行”是空前的，士兵们的疲乏也是空前的，一到宿营地，满地都是睡死了的人，就是拿大炮轰也难轰醒。赵万林自己也很觉疲乏，一闲下，不管坐着、躺着，就是靠墙立着，也会马上睡了过去。但机警的他，一会儿又突然惊醒过来。国民党军队里的班长真是难当呀！
他们第一排，住的是一个仅有一家人的庄子。一连三个空窑洞，什么也没有，门窗都叫老百姓事先下起走了。只有第二班住的那一眼窑洞的墙上，贴着一张边区印的大红大绿套色的农历—左边画着一个男人在耕地，右边画着一个女人在纺花。士兵们对这幅农历发表了意见，有一个人要扯掉它，说它是共产党的，有人要在上头找节气。当下太疲乏了，一幅画没有扯下，一句话没有说完，这一个班很快就都倒在农历跟前睡去了。这三眼窑洞跟前是一个光****的土台，下面，一路梯坎下去，横过大路，是一条和大路平行的小河，过小河就是笔直的黄土坡路，沿路上去就是第一班放哨的地方了。天上没有月亮，只有不少的星星。路是模糊的。这是第三次查哨了。赵万林独自走着，一失足，差点儿跌在小河里，挣扎起来，揉了揉碰痛了的膝盖，咒骂着，昏昏沉沉地到达了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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