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飞鹏躺在床头，气鼓鼓地不做声，认为金真在这问题上太软弱了。他想：老郑的拳头正发痒，偏是金真不让我叫李复尝尝老郑的味儿，真没道理。停了一会，经沈贞他们的说服，他才想通了：硬碰硬，结果落得个两败俱伤，不又给狱吏沾了光吗？想到这里，他不禁笑了起来，蠢家伙，为什么总是这副老脾气呢？
晚上，跳蚤、蚊子叮得郑飞鹏和杨四都睡不着，干脆坐起来，背靠着墙壁，慢慢谈心。
“你犯了什么案子？”
“唉，他们冤枉我做强盗……”
“这世界，冤枉的事可多哩！……判了几年徒刑？”
“无期徒刑！”杨四拭着眼泪。
“到底犯了什么罪？家里还有人吗？”
“家里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娘和五个小孩子。老婆前年害了病，没钱医治，一命呜呼了。去年春天，眼看几个孩子又要饿死了，万不得已，就动了偷东西的念头……”杨四说到这里，忍不住哭出声来了。
“偷东西怎么变成了盗案呢？”
“说来话长，唉！……”杨四哽咽着说，“那是一个下午，我生平第一次去干那无耻的勾当。但脚步一动，总象有人跟在我后面似的，三步一停，五步一回头地挣扎向前。心里想：杨四为什么竟堕落到这步田地？几次要回转去。但孩子们啼饥号寒的悲惨的呼声，好象就在我的耳朵边上，我实在不忍心听任他们象我的妻子一样活活饿死，才又鼓起了勇气。当我跑到那家窗子跟前，想伸手偷一只台钟的时候，台钟发出均匀的‘的答’声，在我听来却象雷轰一般怕人。我浑身发抖，血管差些要破裂了。我不知多少次伸手，又缩了回来。我原是个手艺人，只因失了业，才弄得生活毫无着落，几次想丢下母亲、小孩，死了拉倒。可是，母亲老哭做一团地说，自己是老了，随你怎样都好，最多一死罢了，但丢下这群孩子又怎办呢？于是，我只有走偷窃这条绝路了。我的心一横，再管不得什么了，一下把台钟从铁栅子里拿过来，拔腿就跑。跑了好远，我还不敢停下来，似乎一直听到有人在叫‘捉贼'，'捉贼'！末了，我一头撞在电杆上，跌倒了，待爬起来时，才知道是自己发了昏，疑神疑鬼，不觉又好气，又好笑。我怀着台钟，走向当铺，满以为这下子可以当得三元五元，籴两斗粮，过它十天半个月了。哪晓得当铺里的朝奉真混蛋，只肯给七毛钱。为了这点子钱，把自己和祖宗的脸都丢尽了，唉！我真恨自己没出息！回到家，母亲和孩子们哪知道我的心事，高高兴兴地围着我，马上淘米煮饭。不料侦缉队却跟踪查了来，把证据放在面前，我没法抵赖，就被带走了。母亲和孩子们……唉，我不忍再谈到他们了。审讯时，法官又追问到另一桩盗案上来，我当然不能承认，无奈他们不问情由，把我打得七窍流血，不知人事。然后他们拿出预先做好的供状，要我按上了指印。这样，我便从小偷变成重要的盗犯了。现在被判了无期徒刑，唉……”
杨四哭个不停，郑飞鹏一再劝他。睡在他们旁边的金真也觉察了，便爬起来一起帮他研究案情，并追寻推翻盗案的反证。
“这个可就难啦！”杨四苦着脸说。过了一会，他又悄悄地告诉金真：“反证是有，只怕案子越弄越大，连老命都保不住了！”
“这怎么讲？老杨！”金真握着他干瘦的手亲切地问。
“唉！……”
金真仔细和他交谈了好久，他才把有力的反证说了出来。原来他在离家十里的一个城市里摆摊子，因没给地痞流氓送礼，便硬栽他和邻近的一个妇人通奸，把他打个半死，又弄到警察局里关了三天。以后不久，那个妇人的丈夫酒醉失足，掉在水里淹死了，流氓又造谣说是他害死的。他慌了，才收摊子跑回家来。而他被关在警察局的时候，正是那桩盗案发生的时间。他所以不敢提出这反证，唯恐再弄个通奸杀人罪，那就更不得了啦！
“统治阶级的法院，爱装腔作势，总得顾三分脸面，怕它干吗？而那盗案发生时，你既关在警察局里，那就是有力的反证，何愁原判不能推翻？”
金真他们帮他写好了辩诉状，送给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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