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占峰坐在方秀兰老人的病榻旁，打开了林仲伦著作的那本《信仰》，看着书中的那些讲述，乔占峰的思绪随着那些文字，来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一九四八年的十月，这一年的气候是那样反常，夏天刚刚过去，天气便骤然冷了起来，而且是那种彻骨的寒冷。温度的突降好像一下子把人们从盛夏拖进了冰窖，这一年的秋季，就那么轻易地被忽略不计了。
这是属于战争的一年，也是属于胜利的一年，我华东野战军在战场上连连告捷，一路追歼着国民党反动派残部，势如破竹地攻到了省城东安市的外围。彼时，我解放大军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省城东安的正面合围，随时都可以发起最后的总攻。换句话说：胜利在望，东安城即将回到人民的怀抱。
此时的东安城内却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人们在享受着大战前最后的安宁。其实，身处这座被围的孤城，所有人的心里都很清楚：那些所谓的太平、祥和、繁荣，不过是假象。兵临城下，哪个官员的心里不是惴惴不安的？只是，大家都在心照不宣地自欺欺人而已。
广播里，国民党中央电台的“捷报”频传，所有人已经对那些老生常谈的说辞嗤之以鼻：如果仔细计算下来，国军最近三个月已经成功击溃了“共匪”十多亿的军队了，可全国的人口还不足五亿！眼下“共匪”的大兵压境又该如何解释？这不扯呢么？
省政府的机要处和卫戍司令部的电台更是忙得像过年，电报像雪片一样地飞出来，所有从“中央方面”发来的电文，内容几乎如出一辙：死守东安！
电报里竟然还大言不惭地信誓旦旦：坚守东安一个月，为国军的大反攻争取时间！一个月后，共军凶猛之攻势势必已至强弩之末，必将全线崩溃！
如今，那些内容相仿的电文堆积在办公桌上，已经足有几尺高了。
常言道：居安思危。试想一下，连“居安”的时候尚且要“思危”，更何况“居危”乎？
大战一触即发，东安城内国民党的大小官员们，都削尖了脑袋想要逃离这座被困的孤城。当然，逃，是不可取的，官员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途径：调离！一时之间，东安城内各级政府的门前车水马龙，比菜市场还要热闹，省政府接收到的“请调报告”更是多如牛毛。如果将那些报告所用的纸张装订起来，估计能垒出一座很像样的大图书馆。
这天的夜里，省城“万国福隆大酒店”里走出了一个身材挺拔的年轻人。此人内着一套名贵的西装；一件高档皮风衣很随意地斜披在身上；脚上是一双黑白相间的尖头皮鞋，在霓虹灯下烁着油光，一尘不染；如此一身装束、又能随意出入如此高端的场合，无疑暴露了他的身份：一个非富即贵的公子哥儿。
此公子的五官俊朗得有些过分：棱角分明的脸上剑眉星目，高鼻薄唇，一个帅气得堪比电影明星的东方美男子。只是，他的神情是那样慵懒，走路的姿势更是透着桀骜不驯的懒散。
走到酒店的门口，“帅哥”回身朝身后很不屑地瞥了一眼，并露出了一个不易被察觉的坏笑。难怪他有如此的表情，他刚刚参加完一局令他不齿的晚宴：省政府的某副省长成功完成了“调离”，明天一早，他就可以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乘飞机“调离”东安，去南方的某城走马上任了。大喜过望，这位以吝啬著称的副省长，今晚不惜血本，在这里设下了“告别宴”。
这个帅气的年轻人名叫林仲伦，是东安国民党省政府机要处的高级秘书。年纪轻轻便坐到了如此的高位，林仲伦在“党国”的仕途可以说是前程似锦啊。
林仲伦走出了酒店，他站在路边懒洋洋地一招手，便有一辆黄包车来到了他的面前。林仲伦上了黄包车，悠闲地吹起了口哨，车夫拉着车子飞奔了起来……
黄包车一路疾行，林仲伦观望着路边的街景，若无其事地问道：“大陈，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车夫丝毫没有放慢脚步，低声回答着：“不太好，海棠的四个同志，已经全部牺牲了！”
林仲伦闻言一怔，但是他的表情迅速恢复了之前的若无其事：“怎么回事，查清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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