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康塞尔这么说，我不禁热泪盈眶。
我们的情形，对于所有在船内的人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所以每当轮到我们换上潜水服去干活时，每个人都表现得那么迅速，人人都感到非常幸运。铁镐在冰层上回响。手臂累了，手掌也破了，但疲劳算得了什么，这点伤痛又有什么大不了！有维持生命的空气进入肺部！我们尽情地呼吸！我们贪婪地呼吸！
然而，却没有人延长自己在水中工作的时间。任务一完成，每个人都把维持生命的储气罐交给气喘吁吁的同伴。尼摩船长身先士卒作出表率，他带头遵守这条严格的纪律。时间一到，他就把储气罐让给另一个人，走进船内无比混浊的空气中。而他始终是那么的镇定自如，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丝毫消沉的表现。
那天，大伙干得更有劲了，正常的工作更有效地完成了。距离底下流动的海水只剩下2米厚的冰层要挖。但储气舱中的空气也几乎空了。剩下的一点儿空气要留给干活的人，一点也不能再供给“鹦鹉螺号”的舱内。
当我回到舱里时，差点儿透不过气来。多么难熬的夜晚啊！我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这样的痛苦是无法描述出来的。第二天，我呼吸急促，头疼再加上头昏眼花，看起来就像个醉汉一样。我的同伴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船组的几个船员也不断地喘气。
我们被困住的第6天，尼摩船长感觉用铁镐、铁锹挖得太慢了，便决定用潜艇压碎隔着我们和流水的那层冰层。他这个人靠着精神力量抑制住肉体的痛苦，总保持着镇定和十足的精力。尼摩船长不断地思考、策划、实践。
于是按船长的指示，船轻减了重量，也就是说，通过改变比重，从冰层上浮起来。当潜艇浮起来时，我们就准备把船拖到根据它的吃水线画出来的大坑里，让它的储水舱充满水，潜艇就开始下沉，嵌入冰坑里。
这时，所有的船组人员都回到了潜艇里，两道与外面相通的门都被关上。“鹦鹉螺号”于是停在不到1米厚、被探测器钻了上千个洞眼的冰层上。
储水舱的阀门被完全打开，100立方米海水快速地涌了进来，“鹦鹉螺号”船只的重量一下子增加了10万公斤。
我们充满希望地等待着、聆听着，忘记了身上的痛苦。我们把获救的赌注压在这最后一招上。
虽然我的脑袋在嗡嗡作响，但没多久，我就听到了“鹦鹉螺号”船体下传来的颤动的声音。“鹦鹉螺号”垂直向下移动了。撞击开始了。随着一声奇特的、像纸被撕破一样的声音传来，冰层被撞开了。
“我们穿过去了！”康塞尔附在我的耳边轻声地说。
我没有力气回答他。我紧紧地抓着他的手，全身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
突然，由于不可想象的过度负重，“鹦鹉螺号”像一发炮弹一样陷进水中，仿佛炮弹在真空中急速地往下掉。
于是所有的电力都又输送到水泵上，水泵马上开始把储水舱里的水排出来。几分钟后，潜艇的下潜被控制住了。而且几乎同一时刻，压力表的指针就显示潜艇在上升。螺旋桨全速地转动，震动使得船壳乃至螺栓都在颤动，潜艇载着我们向北疾驶。
但是，从大浮冰下到未被冰封的海域还需要多少时间呢？还要航行1天吗？那我会在到达之前就死掉了。
我半躺在图书室的沙发上，喘不过气来。我的脸色发紫，嘴唇变青，我的机体丧失了一切功能。我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听不见任何声音。时间的概念已经在我的意识中消失了。我的肌肉也不能收缩了。
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了，我不知道这样过去了多长的时间。但我意识到我已经到了生命垂危之际，我明白我快要死了……
突然，几丝新鲜的空气渗进了我的肺部，我恢复了知觉。我们回到了海面上吗？我们穿过了大浮冰吗？
不！是尼德和康塞尔，我的两个忠诚的朋友，他们不惜自我牺牲来救我。在一个潜水服的储气罐里还剩下丁点儿空气。他们却没舍得将那么丁点儿空气呼吸掉，而是留给了我。而且，当他们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们却一点一点地给我注入了生命之源！我想把储气罐推开。可是他们按住了我的手，就在那几分钟内，我痛痛快快地呼吸了几口。
我的眼光移到时钟上，是早上11点，这天应该是3月28日。“鹦鹉螺号”正在和海水搏斗，以每小时40海里的速度在急速前进。
尼摩船长在哪呢？他死了吗？他的同伴与他一起死了吗？
这时，压力表显示我们距离海面只有20英尺。可是在我们和水面之间有一片薄薄的冰层。我们不能把它撞开吗？
应该是可以的！总之，“鹦鹉螺号”会试一试的。的确，我感觉到了，“鹦鹉螺号”采取了冲角仰起向上、尾部下沉的姿势——这时要是有一股水灌进来就会打破它的平衡。然后，在强大的螺旋桨的推动下，它像一头强壮的公牛一样向冰的下部顶去，然后再往后退，再全速向冰层冲去，渐渐地把冰层撞开。最后，“鹦鹉螺号”猛力一冲，越出了海面，凭借自己的重量把冰层压得四分五裂。
此时，舱盖一下子被顶开了，我们可以说是脱险了，纯净的空气像潮水般涌进“鹦鹉螺号”舱内的各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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