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潞公平章重事
文潞公元丰六年以太师致仕，时七十八岁矣。后二年，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垂帘同听政，用司马公为门下侍郎，公奏乞召潞公置之百寮之首，以镇安四海，后遣中使梁惟简宣谕曰：“彦博名位已重，又得人心，今天子幼冲，恐其有震主之威。且于辅相中无处安排，又已致仕，难为复起。”公当时以新入，不敢复言。元祐元年三月，公拜左仆射，乃再上奏曰：“《书》曰：‘人惟求旧。’盖以其历年之多也。彦博沉敏有谋略，知国家治体，能断大事，自仁宗以来，出将入相，功效显著，天下所共知，年逾八十，精力尚强。臣初曾奏陈，寻蒙宣谕。切惟彦博一书生尔，年逼桑榆，富贵已极，夫复何求？非有兵权死党可畏惧也。假使为相，一旦欲罢之，止烦召一学士，授以词头，白麻既出，则一匹夫尔，何难制之？有震主之威，防虑大过。若依今官制用之为相，以太师兼侍中，行左仆射，有何不可？倘不欲以剧务烦老臣，则凡常程文书，只委右仆射以下签书发遣，惟事有难决者，方就彦博咨禀。自古致仕复起，盖非一人，彦博今年八十一，不过得其数年之力，愿急用之，臣但以门下侍郎助彦博，恐亦时有小补。今不以彦博首相，而以臣处之，是犹舍骐骥而策弩骀也，切为朝廷惜之。若以除臣左仆射，难为无故以他人易之，则臣欲露表举其自代。”奏入，不许。给事中范纯仁亦劝乞召致，留为师臣。未几，右仆射韩缜求去，后始赐司马公密诏，欲除彦博兼侍中，行右仆射事，其合行恩礼，令相度条具。公以名体未正，不敢居其上，乞以行左仆射，自守右仆射。诏曰：“使彦博居卿上，非予所以待卿之意，卿更思之。”公执奏言：“臣为京官时，彦博已为宰相，今使彦博列位在下，非所以正大伦也。”于是召赴阙。既而御史中丞刘挚、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觌俱上言：“彦博春秋高，不可为三省长官。”司马公又言：“若令以正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亦足以尊老成矣。”四月，遂下制如公言，诏一月两赴经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与执政商量事，朝廷有大政令，即与辅臣共议。潞公此命，可谓郑重费力，盖本不出于主意也。然居位越五年，屡谢病，乃得归，竟坐此贻绍圣之贬。
考课之法废
唐制，尚书考功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凡应考之官，家具录当年功过行能，本司及本州长官对众读议其优劣，定为九等考第，然后送省。别敕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一校京官考，一校外官考，又定给事中、中书舍人各一人，一监京官考，一监外官考，郎中判京官考，员外郎判外官考。凡考课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一最以上有四善，为上上。有三善，或无最而有四善，为上中。有二善，或无最而有三善，为上下。其未至于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外州则司录、录事参军主之，各据之以为黜陟。国朝此法尚存，庆历、皇祐中，黄亚夫庶佐一府、三州幕，其集所载考词十四篇，《黄司理》者曰：“治犴狱，岁再周矣，论其罪弃市者五十四，流若徒三百十有四，杖百八十六，皆得其情，无有冤隐不伸，非才也其孰能？其考可书中。”《舞阳尉》者曰：“舞阳大约地广，它盗往往囊槖于其间，居一岁，为窃与强者凡十一，前件官捕得之，其亡者一而已矣，非才焉固不能，可书中。”《法曹刘昭远》者曰：“法者，礼之防也。其用之以当人情为得，刻者为之，则拘而少恩。前件官以通经举进士，始掾于此，若老于为法者，每抱具狱，必传之经义然后处，故无一不当其情，其考可书中。”它皆类此。不知其制废于何时。今但付之士按吏据定式书于印纸，比者又令郡守定县令臧否高下，人亦不知所从出。若使稍复旧贯，似为得宜，虽未必人人尽公得实，然思过半矣。
小宫受俸
沈存中《笔谈》书国初时州县之小官俸入至薄，故有“五贯九百六十俸，省钱且作足钱用”之语。黄亚夫皇祐间自字其所为《伐檀集》云：“历佐一府、三州，皆为从事，逾十年，郡之政，巨细无不与，大抵止于簿书狱讼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效于君、补于国、资于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见。然月廪于官，粟麦常两斛，钱常七千，问其所为，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兹素餐昭昭矣，遂以‘伐檀’名其集，且识其愧。”予谓今之仕宦，虽主簿、尉，盖或七八倍于此，然常有不足之叹。若两斛、七千，只可录一书吏小校耳！岂非风俗日趋干浮靡，人用日以汰，物价日以滋，致于不能赡足乎？亚夫之立志如此，真可重也。山谷先生乃其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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