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立隘，陈寅恪不恭——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有感
五十年代，社科院设立上古、中古历史研究所，以当时的学术建树而论，顾颉刚、杨树达、陈梦家皆可以胜任上古所所长，陈寅恪、汤用彤、岑仲勉皆可以胜任中古所所长，由陈寅恪兼任近古所所长亦无不可，可偏偏上古所的所长是郭沫若，中古所是陈垣，近古所是范文澜。陈寅恪开出的条件足以证明他本就是不愿意去的。《吕氏春秋·季秋纪》：“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以往。齐侯弗信，而反之为非，使人告鲁侯曰：‘柳下季以为是，请因受之’。鲁君请於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赂以欲岑鼎也，以免国也；臣亦有国於此。破臣之国，以免君之国，此臣之所难也。’於是鲁君乃以真岑鼎往也。”《新序·节士》亦载此事。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原则，你的原则绝对不能干涉我的原则，这就是陈寅恪的固执。也许这也是陈家的固执吧。其实古之贤者亦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伯夷不立于恶人之朝，远避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后来却义不食周粟，也许天下三分有其二而不取而代之的周文王才是伯夷心目中的理想之君吧，而周武王恐怕要算到恶人的行列里了吧，所以伯夷的“天下之清”似乎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两难选择。陈三立反对武昌起义，可谓是“不立于恶人之朝”，卢沟桥事变，绝食五天而死，可谓是“隘”了。粮食自是人种的，岂有种姓乎？
陈寅恪五十五岁失明，七十二岁断腿，一生漂泊，他比静安先生更有理由说“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话，然而他都忍了，所谓“世人欲杀一轩渠，弄墨然脂作计疏。倭子吠声情可悯，狙公赋芋意何居？”这是陈寅恪五十年代写的诗，第三句首字本非其字，我将其改为现在的样子，以赋予其一番新意。文人最好就把自己当成一介“轩渠”，管它倭寇还是群猴，学问照做不误。他是真正做学问的人。他父亲是文人，所以有文人的毛病。做学问的人也有做学问的人的毛病，所谓“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陈寅恪还是论了。他平生最为得意的几个学生，汪笺深得其治史方法之精髓，周一良经常在他的著作里出现，还有王永兴，这些人后来都搞政治运动去了，金应熙自称懂两万多首唐诗，是最有可能继承陈氏衣钵的人，后来也伤了恩师的心，被永远禁止踏入老师的家门，真正坚定不移地跟随陈寅恪的只有刘节、蒋天枢等人，可惜刘节专注于史学史研究，蒋天枢专注于楚辞研究，他们也都没有将陈氏博古通今之绝学继承下来。邓广铭应该不是他的学生，然而《元白诗笺证稿》付梓之时，他只给邓广铭寄去一本，季羡林只是听过他的课，他们都从陈先生那里受益匪浅。陈氏之绝学没有传下来，有历史的原因，也有陈氏自己性格的原因。另外，他那天才的语言学天赋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同样是值得惋惜的一件事情。据说钱文忠也懂十几种语言，别人问他是怎么学的，他说就是死记硬背呗。搞历史的人记忆力都特别好，记忆力好读书才可以过目不忘，治史才可以旁征博引，发前人所未发，我就不行，人名和年份都记不住，我还是比较擅长于抽象思维吧。
客儿山贼安有龚胜李业之感叹梅僧董巨奈何沈周雪月之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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