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的身后事，《通鉴》与《新唐书》的记载大致相同，惟有死胖子李泰的一段话为《新唐书》所不载：“太子承乾既获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许立为太子，岑文本、刘洎亦劝之；长孙无忌固请立晋王治。上谓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怀云：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当为陛下杀之，传位晋王。人谁不爱其子，朕见其如此，甚怜之。’”青雀是李泰的小名，比李治的好听多了。李世民的幼稚病遭到了谏议大夫褚遂良的极力反对：“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后来李泰又对李治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被李治告诉了李世民：“汝与元昌善，元昌今败，得无忧乎？”李元昌是太子党的人。包括齐王李佑在内，若不是为人所逼，是断不至于到谋反的地步的，李佑是被权万纪给逼的，太子是被李泰给逼的，也怪他时运不济，齐王的事正好把纥干承基给牵了出来，或许太子这个人的精神也有点不正常，一天到晚老想着做突厥人。至于李泰，倒没有谁逼他，是他自己把自己往死路上赶，他老爸就说了：“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籓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则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其实李世民对李治还是很不放心的，可惜这孩子有长孙无忌这么一个大靠山，借高阳公主房遗爱事件（这件事大多也是冤枉的）帮他扫除了李恪这最后一个障碍。不想李恪一语成谶，长孙无忌竟死于妇人之手。
还有一件事，《列传》亦不载：“承乾既废，上御两仪殿，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无忌等请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司马温公当然言过其实了，李世民是不至于自杀的，这个场合很有意思，刚好李治也在那里，不能不说他舅舅安排的巧妙了。
牝鸡之辰，惟家之索
“如果一大清早听见的是母鸡的鸣叫声，那么只可能是有人到家里来索取东西了。”我不是大男子主义者，引用《尚书》里的这句话，只是为了说明杜牧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政治背景，他何以有那么多感伤的诗句。因为朋友的关系，杜牧向来与元白不和，同时，他也受到李党的排挤。关于牛李党争，陈寅恪先生有详尽且深刻的论述。我在这里要说的是，牛李党争的两方只是两个没有严密组织的模糊集团，牛僧儒（闲来无事，取牛僧儒《玄怪录》读之，我想那个杜子春就体现了理性力量的伟大胜利吧。任你是刀砍雷劈，还是被抓来受折磨的妻子的苦苦哀求，我自岿然不动，用最时兴的词来说，这也叫做钝感力，这是男性所独有的能力。杜子春转世投胎变成女人就做不到了。我想我这一类人在大多数时候还是感情力量压过理性力量的吧）、李宗闽、李逢吉等人是牛党的骨干力量，李吉甫、李德裕父子是李党的不二核心，这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说开了去，谁是他们的绝对领袖，谁又依附于谁，这就很难说了，牛僧儒参与党争的史料就很少，比如：
“时僧孺与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八年不迁。以为李逢吉排己，引僧孺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李宗闽引荐牛僧儒。辛卯，以僧儒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于是二人相与排摈李德裕之党，稍稍逐之。”
李德裕与李宗闽交锋的史料倒是很常见，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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