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叶挺的处境依然如固，项英仅仅只是把打游击战的好手，到1939年底，华北的八路军发展了五倍多，开辟了十多个根据地，而新四军兵力只增长一倍。根据地只有茅山一处！项英的下一个目标只是到黄山、天目山打游击去。1940年7月，周恩来在重庆见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特地叮嘱道：“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叶挺，可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批评项英的错误。”袁国平回去后却不敢传达周恩来的指示！
谙熟这个故事的毛泽东，在万分危急的1940年隆冬，怎么能放心皖南的新四军呀！黄桥战役前，项英要统一指挥华中新四军和八路军的权力，毛泽东没允。黄桥战役后，毛泽东又多次点名不点名地批评过项英。这样，各种本来可以解决的问题都变成电报飞向了延安。渡江北移的事，一个月前就定了下来，如今仍来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毛泽东能不急吗？项英随临时中央从上海到江西苏区后，没少给毛泽东脸色看，那时，毛泽东在党内的职务和项英简直没法比。长征后这六年，两人除了政治局开会时见见面，没有一起共过事，项英能服毛泽东吗？虽说共产国际两年前就承认了毛泽东是共产党的领袖，可眼下的党内总负责仍是张闻天，项英当然有理由我行我素。
1940年11月27日，项英以他和叶挺名义电告毛泽东、朱德，说他们经多方研究考虑，决定移皖北，不移苏南，问他和叶挺谁先走，谁后走。29日，毛泽东、朱德等只好同意项英的设想，但明确指出叶挺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的行动另电台之。
11月30日，一件局外人看来很正常的事情发生了：日本政府公开承认了南京汪精卫政权，并公布了汪和日政府驻汪政府待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签订的《日满华共同宣言》。汪政权班子虽搭起了七个来月，然而却是以“正统”面目出现的。它的政府主席也是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就是说，在11月30日前，汪精卫在南京唱戏，主要是反对蒋系统。这一事件对局内人的蒋介石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日政府不准备再和蒋介石谈“和平”了。如果蒋仍降日。他就成了汪政权下面的二等政权。蒋介石当然不能接受这一结果。这样，他不得不再次掂量打内战的得失。几天前，日军大规模攻鄂西、鄂北。蒋介石还以为日本此举是为“和谈”增加压力，原来是真的要打他呀！这一天，蒋介石授意张冲和军令部次长刘斐约见周恩来，表示他同意在《中央提示案》内容不变的情况下，中共军队北移可缓。但至12月底为止，黄河以南十八集团军部队必须移至黄河以北，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必须移至长江以北。明年1月底，新四军亦须全部移至黄河以北。
对照何、白皓电可以看出，蒋介石让了一步，把11月19日的最后期限改至l2月31日。必须注意这一改动给双方当事人造成的心理影响。项英至少得出这一判断：这都是吓人的把戏。然而，项英说蒋在吓人和毛泽东讲蒋在吓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11月30日，毛泽东得知日承认汪政权后，也松了一口气，即电周恩来、叶剑英等：“在日承认汪后，打重庆危机可能到来。望预作宣传，把国民党反共气焰打下去。”毛泽东心里那根紧张的弦还在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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