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政策立场的转变及其原因
二战后初期直到1947年以前，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党相继通过了战后新纲领。总体而言，其区别于战前纲领的显著特征主要表现在，这些社会党大多试图以战后重建为契机，以反法西斯战争中形成的威望为基础，顺应人民渴望摆脱曾造成全球经济危机并导致世界大战的资本主义旧制度的愿望，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良，革除现有社会制度的明显弊端，进而实现他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例如，二战后第一个参加竞选并赢得胜利的英国工党就提出了以实行国有化和普遍福利为特征的竞选纲领和施政政策。（Coates, p.109）同时，这些社会党在国内联盟政策和国际关系方面也提出了新见解。例如，欧洲大陆第一个得到重建的法国社会党从一开始便确立了包括与共产党合作在内的“三党联盟”政策；在1944年11月的特别代表大会上，其总书记麦耶公开表示“（法国）社会党将永远不会成为反共集团的一员”；这次会议还通过决议坚持社共两党合作关系，并提议成立一个社共两党组成的“争取工人阶级团结委员会”。直到1945年底，法国社会党虽然拒绝了法国共产党关于尽快实现双方合并的提议，但却同意双方“向持久的联盟”发展，以“行动统一”为未来可能的“组织统一”进行探索。（Graham, pp.41-42, p.109）在丹麦，社会民主党在1944年还主动提议与共产党合并。（PattersonandThomas,1977, p.246）坚持对苏友好也是当时普遍的见解。在1946年底的英国工党第45届年会上，工党领袖在回答关于对外政策问题的质疑时还表示，苏联并无发动战争的需要，英国的伟大职责是促使美苏合作，维护和平。（LPCR,1946, p.151）这种情况在社会党人国际层面的活动中也有所反映。例如，1945年3月举行的伦敦会议。认为，西欧各国未能妥善处理同苏联的关系是导致纳粹德国发动战争的重要因素，因而强调在战后保持对苏友好是制止新的大战危险的主要措施；此外，“会议确认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急迫需要”。（Steininger, pp.40-43）
正如美国学者克莱默不无夸张但也相当真实地指出的那样，在世界大战结束时，“社会党人希望能够在国际和平和友好的基础上使世界得到重建，某种形式的国际组织也能够顺利地建立；他们要求解决曾使欧洲分裂并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的那些难题，他们希望没有集团的世界，苏联和西方之间的‘大联盟’会延续下去，他们希望西方和俄国之间的良好关系能够伴随着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联系或合作，他们总是设想着通过吸收接纳由于大战经历而开阔了视野的教会人士、抵抗战士及中间阶级成员，社会主义会成为在欧洲占有支配地位的力量，最后，他们希望通过革故鼎新和焕发活力的进程，社会主义会当之无愧地占有领导权。这些宏大的期望由于冷战而全都破灭了。”（Kramer, p.53）对于某些社会党人而言，上述希望确是发自内心的，而在另一些社会党人那里，上述种种不过是因时趋势的反映而已。不幸运的是，冷战的出现不但使前者不得不放弃了早先的希望以及实现这些希望的努力，而且极大地刺激和重新唤起了后者根深蒂固的与共产党不睦的传统，同时还急剧改变了各国社会党内部不同理念倾向、不同派系力量间的对比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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