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到1947年国际风云突变和冷战逐渐兴起之际，西欧各国社会党的政策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它们虽然没有完全放弃大规模社会改良的纲领，但在“联盟政策”方面却义无反顾地坚决同共产党人决裂（除意大利社会党以外），不仅停止了同共产党正式的或实际的合作，而且全力排斥打击共产党人。由此对西欧执政局面也产生了广泛影响，例如，在1947—1948年期间，先后有8个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人被排挤出了联合政府，其中4个国家 是由社会党人领导的，奥地利菲格尔政府则由社会党人联合执政，而在丹麦共产党则是因社会党人拒绝与之合作组成联合政府，从而由参政变为在野。相应地在对外关系方面，它们迅速放弃了对苏友好政策，放弃了争取独立和合作的欧洲的尝试，转而积极支持或带头制订了政治上追随美国、军事上与之结盟的方针，为冷战推波助澜：先是利用宣传工具在国内渲染对苏联威胁的恐惧情绪和气氛，接着又力主实施了防务战略重心的转移。其中一个例证便是1947年3月，英国工党政府与法国签订的“敦刻尔克条约”，其目的尚是防止德国法西斯东山再起，而此后“抗衡苏联的方针明显地跃居于西方战略的首位”。（陈乐民：第92页）1948年3月，英国工党政府又提议建立了“布鲁塞尔条约组织”，这是战后第一个集体防务性质的安排，其涉及范围之大远非“敦刻尔克条约”可比，而且只是由于最后的疑虑，这一组织的条约才审慎地没有写明防止共产主义西进的内容。（何春超：第60
页）1949年4月，具有冷战工具特征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参加这个组织的欧洲10国中，竟有7国政府是由社会党人直接控制或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Braunthal,1980, p.193）
主要由上述这些西欧社会党的右翼领袖所把持着的“国际社会党会议”也完成了同样性质的转变。作为社会党人的国际性组织，它在某些方面甚至走得比个别社会党更远，1948年3月召开的伦敦会议是“国际社会党会议”政策转向的最明显标志，由此确立了其反苏反共、追随美国、支持冷战和结成集团的方针。按照布劳恩塔尔的话说则是“捍卫民主、反对苏联毁灭民主的企图，现已成为社会党人国际的中心政策了”。（Braunthal,1980, p.188）同年6月，维也纳会议又通过了题为《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决议，将攻击范围从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扩大到包括整个东欧国家在内的共产主义阵营， （Steininger, p.307）从而明确地表明了“国际社会党会议”的集团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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