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告人民书唤起了广大人民的保家卫国的热情，群众踊跃参加新组建的红军，2月23日，年轻的红军竭尽全力，成功扼制住了德军对彼得格勒的进攻，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苏联红军诞生日。但德军的威胁并没有解除，形势每小时都在恶化。德国发出最后通牒，提出的和谈条件比以前更加苛刻。当天党中央开会，讨论是否接受德方提出的新和约。鉴于形势已十分严重和紧迫，列宁表现出十分焦急的心情，先后作了8次发言，他声明，如果还继续采取空谈革命的政策，他就要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员会。会议开了一通宵，争论十分激烈。最后，由于列宁艰苦不懈的说服工作，次日凌晨4时50分，会议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同德国签约的报告。
《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使苏维埃俄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赢得了恢复、整顿国民经济，建立红军，加强工农联盟的宝贵时间。布列斯特条约签订后几个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苏维埃政府于1918年12月13日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收回了被德国占领的领土。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列宁这一独特思维方式的超前性和正确性。
2．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1920年代初，当苏俄基本上清除了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的干涉后，有些农民为了生存开始举行暴动，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粮食征收制。因此，要从根本上防止群众骚乱和暴动，维持社会的稳定，必须改变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废除粮食征收制。1920年12月，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正式确定了工作重心转移的目标。在1921年2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列宁就拟定了《农民问题提纲初稿》，主要内容是：“1．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愿望。2．减低粮食税额，使其低于去年余粮收集制所征收的数额。……4．在迅速地缴足税款的条件下，使农民在地方经济流转中有更大的自由来运用其纳税以外的余粮。”1921年3月8日，布尔什维克党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最终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决议》和《关于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新经济政策就作为全党的一项基本政策确定下来。
1922年是十月革命五周年，列宁在《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中说：“到了1921年，当我们度过了国内战争的最重要的阶段以后，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满。但是广大农民群众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在情绪上反对我们，这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这种特殊的、对我们自然也是极不愉快的情况是由于什么引起的呢？是因为我们在经济进攻中走得太远了，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基地；群众已经感觉到的，我们当时还不能自觉地表述出来，但是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就是：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列宁教育全党要从错误中学习。他说：“敢于承认失败，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把做得不好的工作更仔细、更谨慎、更有步骤地重新做过。如果我们有人以为承认失败会像放弃阵地那样使人颓丧气馁，那就应该说这样的革命者是一钱不值的。”“无论过去和将来，我们的力量都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予十分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应该怎样改进我们的活动方式。”列宁的坚定意志和重要论述，给全党带来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和前进方向。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发展，国内及国际上的许多共产主义者都担心这样会复辟资本主义。逃亡国外的俄国地主、资产阶级也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新经济政策上。为此，列宁特别指出只要苏俄掌握着所有国家企业的所有权，并控制着资本主义容许发展的限度，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怕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能促进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说：“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是受到监督和控制的，而国家政权则是仍然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工人国家的手中。无论是以租让形式出现的资本，或是通过合作社和自由贸易必然成长起来的资本，对于我们都是不可怕的。”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新经济政策基本上把苏俄的经济建设转上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轨道。
《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体现了列宁高度的政治灵活性，同时也体现了列宁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意志和力量。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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