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德马上来开了门。他又矮又胖，有一张和善却很悲伤的面孔。他的客厅就是他的工作室，里面堆放着被画框撑直的帆布、装着颜料和水的咖啡罐，还有一些靠着墙的油画。那些色彩很鲜明。
“真是不好意思，这里太乱了。”他说，“请坐。”
奥斯汀坐在一张破旧的安乐椅上。彼德则坐在一个旋转凳上。他重重地叹了口气，似乎马上就要哭出来了。
“我对发生的事感到很难过。”奥斯汀说。
彼德对她的关心表示感谢。“我的生活就是学校和绘画。我一个人住着。我对自己的才能不抱幻想。但是——”他拽出一条手帕，擤了一下鼻子，“我努力在孩子们面前制造一些小小的不同。”
“你能不能描述一下你当时为挽救凯特做了什么？”
“我——”他叹了口气。停顿了很久。“我努力地回想怎样进行人工呼吸。可是我想不起来……怎么做……我上过课，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很抱歉，这对我来说非常困难。”
“你有没有把嘴对着她的嘴？”
“有，不过只是一下子。”
“嘴里有血吗？”
“她鼻子流血了。”
“有血流到你身上吗？”
彼德的声音开始颤抖：“我已经把我的衬衫扔了。”
“我能不能接近一点地看一下你的脸？”
他既不舒服又尴尬地坐在凳子上，奥斯汀仔细地看着他。
“你感冒了吗？”
“是啊。流鼻涕。鼻塞。”
奥斯汀深吸了口气：“你的眼睛难受吗？”
“是的。我一得感冒或是过敏它们就很难受。我经常过敏。”
“你能不能描述一下眼睛里的感觉？”
“没什么，就是发痒，流泪。跟过敏性反应一样的。”
“我很担心。”
“担心我？我觉得很好啊。”
“我不能给你作检查——我不是临床医生。”她没有告诉彼德自己是因为没有在纽约行医的执照而从法律上被禁止给病人作检查。“我希望你跟我到医院的急诊室去一趟。我们会找到一个医学小组来为你检查。”
彼德看上去很吃惊。
“不过很可能什么事情都没有。”她说。
“我真的不想去医院。我觉得自己很好。”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不可以看看你的舌头？”
她没有舌头压器。不过，她的手伸进包里摸索了半天，摸出一个小盒子来。她从盒子里取出一个笔形电筒。她打开它，要彼德说“啊”。
“啊——”
“嗯，你的扁桃腺有点发红。看起来你确实得了感冒了。”她说，“我可以——不好意思——看一下你的眼睛吗？”彼德很不情愿。他现在似乎非常紧张。
奥斯汀在屋里转了一圈，关上百叶窗。然后她开始做“摇摆闪光测试”。她把电筒光线依次对着两个瞳孔。虹膜的颜色看起来完全正常。彼德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奥斯汀观察着瞳孔遇到光线的反应。她认为自己看到了瞳孔反应的延迟。这可能就是大脑损害的轻微症状。
这真是太荒谬了。我反应过度了，她跟自己说。根本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凯特得的是传染病。而且人与人之间的传染也没有发现。
她说：“如果你的感冒症状有任何变化，请给我打电话，好吗？”她把自己移动电话的号码和她在基普斯湾的电话号码都告诉了他。“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我，白天或晚上。我是医生。我时刻都在等着电话。”
在她回地铁站的路上，她一直在考虑自己做的事是否正确。作为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的一个少校，奥斯汀具有要求人员隔离的法律权力。虽然如此，疾病管制中心的官员们从来都没有使用过这个权力。疾病管制中心的政策要求外出卫生官员安静地工作，避免引起关注，不做任何可能使公众引起恐慌的事情。她扫了一眼苏格拉底。他没有什么建议，除了要她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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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