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工程就是把基因从一个有机体转移到另外一个有机体。基因是一段DNA，它含有生物体中特定的蛋白质的合成密码。基因可以理解为一条丝带，一条微观的带子。这条带子可以剪切和粘贴。分子生物学家在研究中使用一些特定的拼接酶来剪开DNA，这些酶能起到类似于剪刀的作用。（分子生物学处理的大部分问题就是这些基因丝带的剪切和粘贴问题）。你可以从DNA的任何地方剪断，可以取出一段DNA放到另外一个生物体的DNA内。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对DNA进行移植。如果移植方法正确，移植后的有机体会得到一个新的基因，这个有机体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会表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前的特征，有机体内会合成出新的蛋白质，并且有机体会把它的新的特征遗传给后代。如果让有机体进行繁殖，就得到了克隆后的有机体。克隆物的实质就是复制。这就是基因工程。基因工程的其中一个难题是DNA从一个有机体移植到另外一个有机体后会出现功能异常的现象。不过还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使让它发挥正常作用的。获得了外来DNA的有机体被称为重组有机体。
生物技术革命始于1973年，当时史丹利?科恩、赫伯特?博耶和其他的科学家成功地将其他基因引入大肠杆菌（寄生在人类大肠中的一种微生物）。他们将DNA弯曲成为环状，之后设法将大肠杆菌细胞粘在这些DNA环内。这些细菌细胞的性质后来就发生了变化，因为它们从外界得到了其他的DNA。由于这一重大成就，科恩和博耶同时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给大肠杆菌移植的新的基因使大肠杆菌对一些抗生素具有了耐药能力，这些有机体获得了新性能——对一些抗生素的耐药性，但是这种有机体并不危险，因为可以用其他的抗生素容易地把它消灭。因此该试验没有任何危险性。
科恩和博耶的试验对20世纪的科技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引发了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兴高科技公司。可以用新的基因疗法来治疗许多疾病，并且人们对生物系统的理解也更深入了一层。
不过，科学家们几乎马上都开始担心从一种生物向另外一种生物体移植基因会导致新的传染性疾病的爆发，甚至会带来生态灾难。这种想法很伟大：想像中重组有机体是很恐怖的。有关的科学家们强烈要求在科学界证实试验没有危险或制定出一些防止试验事故发生的安全准则前，暂停基因试验的研究。1975年夏，在加利福尼亚的阿西洛马就这些问题召开了国际会议。
阿西洛马会议带来了对这些问题的理性和冷静的思考。会议之后，科学家们非常谨慎地对待基因工程领域内的研究。会议上还制定了“阿西洛马安全准则”来指导微生物的基因试验，还成立了安全检查委员会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检查程序。结果是，西方科学家对基因工程的危险性的担心反倒为苏联的生物武器研制计划勾画了发展蓝图。
大约就是那个时候，苏联分子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奥治尼哥夫博士和他的一些同事向苏联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的高层领导提出了发展基因武器项目的构想。之后不久苏联领导人就向苏联科学界发出指示：基因工程研究者会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如果研究成果可以用于武器，政府会满足研究者提出的任何要求。
1973年，也就是科恩和博耶进行克隆试验的同一年，苏联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一个被称为生物备战研究所的组织，这个组织表面上进行民用生物科技产品的研究和生产。这个组织内部的科学家有时将这个组织简称为“公司”。它由苏联国防部提供资金支持并归国防部管理。生物备战研究所的主要业务就是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制造生物武器。生物备战研究所的第一任领导是奥加科夫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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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