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忽然想起刚才花店老板娘跟他说的话——“玲子小姐今天是自己开车来的,连司机都没带,那个跟在她身后的老人家是她家里的管家,刚才还在问附近哪里有修鞋的地方,说小姐的鞋后跟磨偏了想找个师傅修一下。”
“玲子小姐,我在这条街上住了大半辈子,见过的议员比这条街上的电线杆还多。
他们来的时候都带着笑脸,走的时候也带着笑脸,但走了之后这条街还是老样子。
水管老化没人管,路灯坏了大半年没人修,区役所的人说这是街区改造预留区,不能随便动工——预留了很久了,预留到现在还没有动静。”
他指了指街角那排被临时围挡围起来的旧住宅区,“那边更惨。
您今天愿意来这里,我很感激。
但我想知道,您走了之后会不会也跟之前那些人一样,再也不回来。”
玲子没有回答。
她转过身,看着片桐指的那个方向。
那片旧住宅区的轮廓被遮挡在围挡后面,只能看到几栋灰色楼房的屋顶和几根生锈的电视天线,在晨光中显得格外破败。
她看了很久,然后重新转过头看着片桐,语调平稳但每个字都踩得很沉。
“片桐会长,我没办法向您保证我能解决这里所有的问题。
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教过我——一个政治家如果想对所有问题都说‘我能解决’,那他一定在撒谎。
但我能向您保证,我会回来。
不是因为我是议员,是因为我答应了您,我会回来。”
片桐看着她,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竹扫帚靠在树干上,伸出手,重新跟她握了一次手。
这一次他握得比刚才更重更久。
周围的街坊们安静下来,站在榉树下看着这一幕。
面包店老板娘用手背擦了擦眼角,花店老板娘扶着蝴蝶兰的花盆不说话。
五金店老板把自己的螺丝刀放在台子上,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然后鼓起掌来。
掌声从五金店门口开始蔓延,很快整条街都响起了掌声。
演讲台已经搭好了。
音响设备调试完毕,遮阳棚下面的折叠椅上坐了十几个老人。
记者们站在外围,长焦镜头对准演讲台。
玲子走上演讲台,把公文包放在脚边,调整了一下话筒的高度。
她今天没有准备讲稿,只是在演讲台上放了一张手写的卡片,卡片上只有几个关键词:信任、责任、阳光。
她正要开口,街角忽然传来一阵骚动。
是一群举着横幅的人,从刚才片桐指的那片被围挡围住的旧住宅区方向走来。
走在最前面的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背微微佝偻,干瘦的双手把横幅举过头顶——横幅上的字是用毛笔手写的,字迹歪歪扭扭但每个字都很大很用力:“还我家园”、“拒绝暴力强拆”。
她身后跟着十几个人,都是那片旧住宅区的居民,有人穿着工厂的蓝色工作服还没换下来就赶来了,有人怀里还抱着刚睡醒的孩子,孩子被嘈杂声吓哭了,嘴张着却听不到哭声,因为被另一条横幅上写的“抵制黑箱操作”那几笔浓墨压住了所有声音。
演讲台周围的人群自动往两边分开,让出一条路。
老太太举着横幅走到演讲台正前方,抬起头看着台上那个穿浅灰色套装的女人。
她不是那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给别人下跪的人——她在昭和年代嫁给了一个码头工人,丈夫在经济破裂那几年因为公司倒闭跳楼自杀了,她一个人靠着帮人洗衣服和在便利店打零工把两个孩子拉扯大。
她的手很粗,指节因为常年浸泡冷水而变形,指甲缝里还残留着今天早上搓洗衣服时留下的肥皂渍。
她最见不惯那些动不动就给别人下跪的人——她觉得人活着要有骨气。
但今天她还是跪下来了。
她把横幅放在地上,双膝跪在石板路面上,抬起头看着玲子。
“玲子小姐——他们说你是好人,说你会替我们说话。
我们没有别的人可以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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