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来是再过了一个星期左右。
那天她不在家——她去给隔壁街一个行动不便的老邻居送饭——回来的时候发现门锁被撬了，门口那几盆牵牛花全部被人从根部踩断了，花盆碎了一地，泥土散在台阶上，花瓣被碾进泥里，颜色已经分不清是紫色还是红色。
屋里没有被偷任何东西——他们不是来偷东西的，他们是来告诉她，他们可以在她不在的时候进她的家。
她当天晚上报了警，警察来了，做了个笔录，拍了张照片，然后对她说这事很难查。
她说她能理解警察——他们只是没锁好门，确实没丢什么东西。
但从那天起她晚上不敢一个人关灯睡觉。
后来的事越来越多。
自来水管在外面被人锯断了两根，她找了隔壁街的水管工来修，修好了第二天又被锯断。
那个水管工第三次来的时候一边蹲在地上换管子一边跟她说，下次再被锯就不收她钱了，不过他建议她去区役所投诉，因为这种事不是意外，是有人在故意搞破坏。
她拿着水管工写给她的维修记录去区役所，接待她的窗口职员把记录翻了翻，说这属于邻里纠纷，建议她找町内会调解。
她问水电设施在公共区域被人恶意破坏怎么能算邻里纠纷，窗口职员说因为破坏者没有留下身份信息，无法确定是外部人员所为，按规定只能先按邻里纠纷处理。
她把维修记录收起来说了声谢谢，走了。
电表被人用钳子剪断，她报了电力公司，电力公司说这属于恶意破坏需要报警处理。
她又报了警，警察又来了，做了第二份笔录，拍了第二张照片，还是跟她说这事很难查。
再后来是半夜放鞭炮。
第一次放的时候她从梦里惊醒，以为是地震，赤脚跑到门口才发现门口的地上全是红色的鞭炮纸屑，纸屑上还残留着火药烧焦后的黑色斑点。
第二次放的时候她没睡——她坐在客厅里，听到门外有脚步声靠近，不止一个人，皮鞋底踩在碎石路面上发出的声音在深夜里格外清晰，然后是一声巨响，窗户玻璃被震碎了一块，碎片飞溅落在茶几上，把她先生那张遗像从墙上震下来摔碎了镜框。
她蹲在地上捡那些玻璃碎片的时候手一直在抖，但一滴眼泪都没掉——眼泪早就被那些反复找上门来的推土机和反复被退回的投诉信蒸干了。
最后一次——大概是上个月——有人往她门缝里塞了一束花。
那束花插在一只很新的白色陶瓷小花瓶里，还附带了一张贺卡，上面写着“祝您搬家愉快”。
花瓶上系着一条彩色的丝带，在晨光下泛着很柔的光泽。
她把那束花放在茶几上看了很久很久，发现花瓶底部刻着一个小小的标记——就是那家附近花店的Logo，连丝带的颜色都和花店里最贵那一排花束上的完全相同。
她认识那个店老板，他的女儿是她看着长大的，小时候经常趴在他家店门口写作业，每次写完作业都会帮她给那几盆牵牛花浇水。
她盯着那只花瓶看了很久，忽然觉得比被人砸窗户更让她难受——不是因为她怕那束花，是因为送花的人连她认识谁都知道。
她不知道该怎么跟花店老板说这件事，也不知道该不该说——她怕说了之后花店老板会觉得自己被利用了，怕他以后再见到她时会尴尬。
她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大，只是想让人知道：她不是不肯搬，是有人连最基本的尊重都不肯给她。
松田把这些事从头到尾讲完，语调从始至终都很平，像是在讲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
但她的手一直放在那只缺了角的粗陶茶杯上，手指反复摩挲着杯沿那道被岁月磨得光滑的缺口，像是在摸一个已经没有感觉但还能摸到形状的旧伤口。
她说完了，沉默了好一阵，然后站起来走到厨房里，从柜子最深处掏出一个布包，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叠被反复折叠过很多次的文件——拆迁补偿协议、区议会的投诉回执、警察局的两份出警记录复印件，还有那张被摔碎后又重新粘好的遗像。
她把那张粘好的遗像放在茶几上，说这是她最后一次跟他说话——镜框碎了以后她找不到一模一样的了，只能用胶带从背面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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