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明拿着别人地钱搞投资，看上去像是当了回“散财童子”，但都是在微科创投的总经理陈仁豪的专业分析之下投资的，受此影响，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落户深圳，就连北京中关村受到深圳越来越好的投资环境影响而迁到深圳。
深圳正在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理想创业之地，截止1994年7月底，深圳登记注册的高新技术企业达到700多家。 旷日持久的《深圳特区2000年远景发展纲要》终于问世了，明确地提出要科技建市，发展以家电、生物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半导体技术为主要支柱高新技术产业，制订了前瞻性的产业发展规划，转变政府工作职能，主要体现在规划、引导、扶持、创造好的环境和服务上，引导高新技术产业健康发展，让深圳产业结构得到升级和优化。
无论如何，深圳已经走在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前面。 以“金桥”为代表的“金”字系列的国家信息工程开始启动或者已经启动，为中国的信息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机遇，进一步了开拓了广阔的市场，提供了许多新的机遇，促进、带动了中国计算机、软件、网络和通信等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 人们忽然发现，这一系列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工程所需要的技术和产品大多来自深圳的公司，包括微星科技集团、中兴、华为在内的众多深圳公司获得了极大的利益，也由此极大地促进了深圳高新技术产业跨越式的发展。 有人惊呼：
“深圳将全国的钱都给挣光了！”
“深圳真是富得流油！”
而北京中关村人却很焦虑：
“中关村风光不再，何去何从。 众说纷纭！”
“中关村数家公司集体迁至深圳，中关村面临空心化！”
“跟深圳比，中关村到底还缺啥？”
“中关村需不需要补钙？”
有人地地方就有江湖，更何况城市之间。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中，各大城市的市长之间的心中也都有小算盘的，不管是基于利益还是名气。 深圳当然是无数的中国其它城市竞争的第一个目标，有人指责深圳挖别人地墙脚。 甚至有人将矛头指向微星科技下属的微科创投，指责这个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地行为“过于恶劣”。 只有少数人在反思。
“以前其它省市的政府总是说，深圳的发展得益于各种特殊政策，这一点我们也不否认。 现在其它省市也总是对投资者说，深圳能给你什么优惠条件，我们也能给什么优惠条件。 但从现在起，我们将转变发展思路，不再将优惠条件放在第一位。 而是比投资环境比政府服务水平，比整个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联动效应。 深圳要勇为天下先，深圳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新任的深圳市委书记这么对着媒体说。
微星科技集团已经放眼国外，在1994年春节不久正式收购了一家日本电池公司，这是一家有着二十年历史的纯日本公司，曾经盛极一时，产品从最早地锌锰干电池、碱性干电池、镍镉可充电电池到汽车用蓄电池。 无所不包，公司的规模也是业内比较大的，也曾经盛极一时。 但是好景已经不再，正如日本的经济一样，在经历过七八十的代的高速增长之后，这家电池大公司也染上了日本公司从九十年代开始的通病：
公司老的管理层。 已经形成了老地管理习惯和旧有的情感因素，自身就很难有决心改变。 而对于公司内部深层的问题，公司内部的管理层也无法看清楚，不能从根本上挖出公司的病症，不能提出有效的大变革。
终生雇佣制和年功序列，是日本企业凝聚人心地两大法宝，这是保证公司雇员忠诚不二的重要方法。 但是由于长期实行终身雇佣制，日本的大公司患上了“肥胖症”，机构繁多，员工队伍庞大。 年功序列制带来了“熬年头”的倾向。 内部缺少竞争。 对年轻一代员工的吸引力大不如前。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有人提出。 日本式管理以经济高速增长为依托，一旦经济长期低迷，这种管理方式就难免走进死胡同。 果不其然，随着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日本企业管理模式也蒙上了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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