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弄到炸药，黄可芬用尽了歪门邪道。他先是从镇上的采石场偷偷捡拾废弃的炸药包，后来觉得数量不够，就联合几个同样游手好闲的小混混，半夜潜入采石场的仓库盗窃。有了炸药，他便带着自制的引爆装置，在周边的河流、池塘里肆意炸鱼。有时候运气好，能炸到十几斤鱼，他就拿到镇上的集市偷偷卖掉换钱；更多时候，他只是享受爆炸瞬间的快感。
他的疯狂行为很快就引起了当地派出所的注意。民警曾多次将他传唤到派出所进行批评教育，还通知他的父母严加管教。可黄可芬表面上点头认错，一出派出所大门，就立刻拿起炸药包奔向荷塘。不仅如此，他还变本加厉，与那些小混混勾结在一起，把盗窃的目标从农村转移到了镇上的商铺。他们趁着夜深人静，撬门入室，盗窃烟酒、布匹、现金等财物，而偷来的钱，几乎全部被他用来购买炸药和雷管。
这种浑浑噩噩的日子过了半年，黄可芬的好运终于到头了。1975 年的一天深夜，他和同伙在盗窃一家五金店时，被巡逻的民警当场抓获。在审讯过程中，警方顺藤摸瓜，查出了他多次盗窃爆炸物用于炸鱼的犯罪事实。最终，法院以盗窃罪和非法盗窃、持有爆炸物罪，数罪并罚，判处黄可芬有期徒刑 5 年。
对于大多数罪犯来说，监狱是反思过错、改造自新的地方，但对于黄可芬而言，这 5 年的牢狱生活不仅没有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让他心中的怨恨愈发深重。他始终觉得，自己只是 “玩玩” 而已，那些人对他的指责、法律对他的制裁，都是对他的 “迫害”。在监狱里，他拒绝参加劳动改造，经常与其他犯人发生冲突，还多次顶撞狱警。他把自己遭遇的一切不顺，都归咎于社会的 “不公”，一颗报复的种子，在他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入狱两年后，也就是 1977 年，黄可芬在一次户外劳教时，趁看守民警不备，突然挣脱束缚，朝着附近的山林狂奔而去。那个年代，监控设备尚未普及，野外追捕全靠人力排查，加上山林地形复杂，警方虽然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却始终没能找到黄可芬的踪迹。就这样，本该服满 5 年刑期的黄可芬，在越狱后恢复了 “自由身”，而这份逃脱法律制裁的自由，也为日后的惨案埋下了隐患。
越狱后的黄可芬，开始了四处逃窜的生活。他不敢在老家附近停留，一路向南，最终流窜到了福建南部地区。在逃亡的日子里，他依然改不了旧习，一边靠盗窃维持生计，一边继续疯狂地购买炸药和雷管。他就像一条离不开水的鱼，炸鱼依旧是他最痴迷的 “爱好”。只不过，此时的他更加肆无忌惮，从野外的河流，到农民承包的鱼塘，只要有鱼的地方，就可能出现他的身影。
许多鱼塘老板都遭受了灭顶之灾。有一位姓张的老板，为了给儿子筹备彩礼，承包了三亩鱼塘，精心养殖了一年的草鱼和鲤鱼，眼看就要上市售卖，却被黄可芬一次炸鱼全部毁于一旦。看着满塘翻着肚皮的死鱼，张老板蹲在塘边号啕大哭，积蓄了一年的心血瞬间化为乌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一次又一次，鱼塘老板们纷纷报警，警方每次接到报案后都会迅速展开搜捕，但黄可芬异常狡猾，每次作案后都能迅速撤离，像一条滑溜溜的鲶鱼，让警方的追捕屡屡落空。
在福建南部多个村庄、乡镇流窜作案后，黄可芬又偷偷潜入了厦门。他听说厦门水系发达，有很多适合炸鱼的地方，便打算在这里继续他的 “炸鱼事业”。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携带的炸药，最终没有投向鱼塘，而是在一辆满载乘客的公交车上引爆，酿成了惊天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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