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确认情况，专案组再次走访了幸存的乘客和遇难者家属。有多位幸存者回忆，在爆炸发生前，曾看到一名男子坐在爆炸发生的区域，双手紧紧护着一个黑色的大包，神态十分异常。一位姓刘的女士回忆道：“我当时经过第六个座位，那个人正好抬头看我，看着大概二十六七岁的样子，骨架比较粗，留着平头，穿一件脏兮兮的旧衬衣，腿上放着一个黑提包，双手一直护着，眼神呆呆的，看起来很奇怪。” 另一位林女士也补充说：“那个人个头不算太高，但肩膀很宽，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表情很忧郁，一直盯着自己的包看。”
这些证词进一步印证了那名无名男性死者的嫌疑。但问题随之而来：他到底是谁？要在那个没有 dNA 数据库的年代，仅凭遗骸和目击者的描述确定一个人的身份，难度极大。法医们再次对无名死者的遗骸进行了细致检验，从中提取到了更多有价值的信息：通过骨骼分析，确定他身高约 1 米 76，年龄在 27 岁左右；从他穿着的衣物和随身携带的少量物品来看，他的社会地位较低，经济条件较差；更关键的是，法医在他的体内发现了两种寄生虫，这种寄生虫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通常与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生活卫生条件较差的人群相关。综合这些线索，专案组初步判定，这名嫌疑人很可能是一名来自福建农村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
就在案件侦破陷入僵局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带来了关键线索， 一名在公交车上作案的小偷。当天，这名小偷趁晚高峰人多拥挤，正在公交车上寻找作案目标，还没等他得手，爆炸就发生了。他虽然也受了伤，但幸运地活了下来。由于他是受害者之一，警方对他进行了全力救治。得知警方正在侦破这起爆炸案，这名小偷深受感动，主动向警方提供了线索。
“我干这行这么多年，什么样的人都见过。” 小偷对民警说，“那天我在车里观察过那个男的，他穿着打扮很土气，口音像是永安一带的人，看起来没什么钱，不像是上班族或者游客。你们要是想找他，不妨去永安那边查查，说不定能有收获。” 这个线索让专案组眼前一亮，结合之前法医对寄生虫的分析，他们立刻将排查重点锁定在了福建三明、永安一带的农村地区。
专案组随即请求省公安厅协调，将根据目击者描述绘制的嫌疑人手绘画像，分发到永安及周边地区的公安机关。民警们带着画像，深入各个乡镇和村庄，展开了拉网式的走访调查，重点排查 20 至 30 岁之间的失踪男性。然而，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年代，要在偌大的区域内找到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专案组排查了 60 多条线索，核实了 2500 多名失踪人员的信息，却始终没有找到与嫌疑人特征完全吻合的人。
就在大家快要失去信心的时候，案件终于迎来了突破性进展。1982 年 3 月 15 日，一名仓库管理员在距离爆炸现场 150 米处的仓库屋顶上，发现了一只烧焦的断掌。管理员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警方。技术人员迅速赶到现场，提取了这只断掌上的指纹。经过仔细清理和修复，他们将提取到的指纹与全省在逃人员的指纹档案进行比对，最终发现，这枚指纹与 1977 年越狱的在逃人员黄可芬的指纹完全吻合！
这个发现让整个专案组都沸腾了。历时 9 个月的艰苦排查，“6?24” 公交车爆炸案的嫌疑人终于被锁定 。
正是黄可芬！消息传来，所有参与案件侦破的民警都长舒了一口气，压在他们心头的巨石终于落了地。
然而，一个新的疑问又摆在了大家面前：黄可芬原本是打算到厦门继续炸鱼，他为什么会在公交车上引爆炸药？是意外还是故意报复社会？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专案组再次展开了深入调查，走访了 124 名黄可芬的亲属和朋友，试图还原他越狱后的生活轨迹和心理状态。
从调查结果来看，黄可芬越狱后，确实一直痴迷于炸鱼，他携带炸药的初衷很可能是为了寻找合适的水域炸鱼。因此，有一部分人猜测，这起惨案可能是一起意外：黄可芬将炸药随身携带，在公交车行驶过程中，可能因为车辆颠簸、挤压，导致炸药意外走火，最终引发了爆炸。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黄可芬此前的犯罪行为主要集中在盗窃和炸鱼上，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报复社会的倾向。
但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黄可芬的行为是故意的报复。他因盗窃和非法持有爆炸物被判刑，越狱后一直处于逃亡状态，对社会充满了怨恨。他可能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的待遇，于是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念头，携带炸药登上公交车，制造了这起惊天惨案。这种说法也有其依据，毕竟 9 公斤的硝氨类炸药威力巨大，黄可芬作为长期接触炸药的人，不可能不清楚其破坏力，将如此大量的炸药带上满载乘客的公交车，很难用 “意外” 来完全解释。
遗憾的是，由于黄可芬在爆炸中身亡，这起案件的真正动机，永远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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