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韩少功说,陈寅恪、钱穆等史学家可以对语言学界很多主流性说法摇头,文学家就只能紧跟和拥护这些说法么?当今非西方的各种本土经验需要突破遮蔽,需要合身的理论描述。即便在西方,经过几个世纪以来对逻各斯主义传统的反思,现代科学成果和现代人文成果大量涌现,理性至上主义、逻辑至上主义、语法至上主义(语法是理性与逻辑在语言中的体现)等等神位已经动摇。很多学术成规,包括语言学的成规,不再自动有效。
可惜的是,诸多新思想新营养倒是一直被某些“语言学家”拒之门外。我跟了您十几年,却一直不懂官方语言和政治,这些话我刚好看到,您可能认为风马牛不相及,但我认为道理相通,许多学问意义是一样的。
您是市委主要领导,他是普通百姓,我想起可能就像您以前曾说过的“专业外人士谈专业问题免不了要被专业人士笑”,又说“外行领导内行也请虚心、慎重”一样,这都是有益的提醒。就像不懂语言学一样,我这个给您当了十几年秘书的小说家一直不懂政治,并没有想要“领导”您,更知道像这样的提醒不可能短期内与您形成共识,谁都不可能轻易说服对方。
但罗书记,如果您多看看中外语言学界的情况,就可知道主流并不代表都是正确,而且您面对着一个行内和行外大大的“他们”,不光是赵吉林和我几个“外行”。
所以您对待举报应冷静说理,对百姓的事应放在以上,应尊重不管是不是同行的一切对手,不必一口恶气撒到您大为不屑的“诽谤者”身上来。
以上拙见,谨供罗书记参考。
据说,罗守道书记看过这封信后顺手扔到一边,他认为“谈语言理论和政界学不该是文学家的义务”,更扯不上诽谤他的赵小鬼儿,这可能过于傲慢。不想当我的秘书了,天天在家写字,只能在语言学家的指挥下有所作为,不可这样无礼指责。
他唯一没有想到,为什么滨江百姓一边享受着城市经济改革带来的成果,一边谈论着滨江市民生的日益腐化,官僚主义的日益严重,发着社会分配不公的牢骚,且时常会出现“一官进监狱,百姓齐高呼”的场面。
程贵阳后来在警方的讯问时称,即使法院认定赵吉林举报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也未必就可以裁决其构成了诽谤罪。因为此案中被指“诽谤”的对象是特殊人物,即政府官员。
即使是公民对市委书记的批评不符合事实,也不构成诽谤罪,公民对官员的批评并不以“真实性”作为衡量其是否构成诽谤罪之准则。一个有效的、有作为的领导,如果认为公民批评得恰当,那么就应该及时纠正自己的不当行为;如果认为公民批评得不当,那么就应该及时出来释疑,而不是通过公权力下的暴力手段将公民拘捕,甚至残酷无情地迫害。
这一点,他尤感气愤。
因为他认为如果不是赵吉林命大的话,他跟自己一样无法从战场上活着回到家乡。如果不是战友命大,他可能也就无法从昏暗的牢房里活着走出来。
后来有一次跟赵吉林在一起喝酒,谈起举报后的种种遭遇,程贵阳听了不禁令人潸然泪下。三个多小时的交谈赵吉林介绍了自己被抓被打被关的所有经历,说到那次大便被打得拉在裤档里,不禁痛哭失声,让他觉得非常郁闷和心酸。
而当满面沧桑的父亲看到女儿成绩单上的“优”而露出的欣慰的笑容和懂事的女儿发誓要努力读书,争取将来当上大官以回报父兄时,身旁的妻子早已泪流满面。那时候,赵小鬼儿还在到处**告状,将来是死是活能不能找回一个说法还不知道。
最后程贵阳摇摇晃晃抹泪回家。
赵吉林父女在大门外洒泪道别之场景,及他妻子的哭诉恐怕让当时的程贵阳久久难忘:“孩子欲罢不能的哭声让我举步艰难,又一个家庭就这样被折腾得快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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