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坦齐马特西化”是一种直接对应于帝国主义势力与买办行动者之间合作模式。随着奥斯曼体系解体和权力分散的开始,苏丹的权力开始主要由官僚管理。根据阿夫哲奥卢的观点,这些官僚的政府使国家向帝国主义活动的任何影响敞开了大门。事实上,他们与黎凡特人一起,是帝国主义外部干预社会的内部行动者。奥斯曼帝国与英国之间签署的巴尔塔利马尼条约是其政府的一个关键点。⁸² 尽管1960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特别关注巴尔塔利马尼条约,强调了坦齐马特西化的这些解体特征,但阿夫哲奥卢在此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试图找出一种在土耳其历史中不时重复的冲突的根源。这种冲突介于代表帝国主义外部干预的买办式反动官僚/阶层与代表民族主义外部干预的新兴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之间。
这些知识分子毕业于新成立的医学院和军事学院。这里有两个关键点:首先,这些学生的出身。他们不是官僚或帕夏的儿子,而是来自小手工业者或小官员家庭。阿夫哲奥卢引用谢里夫·马尔丁的话指出,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刻意确保这些学生与官僚没有关系。因此,他们实际上感觉自己与国家格格不入。由于接受了实证主义教育,他们认为自己可以自由地发起一场新的运动,根据他们的理想,反对他们认为国家事务中错误的地方。⁸⁴
其次,新军人和学生来自相似的家庭。根据阿夫哲奥卢的说法,军人和学生(或未来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无法考虑人民的作用。因此,他们想象自己是唯一能够领导国家走向复苏和进步的人。阿夫哲奥卢的这一建议似乎使知识分子和军人的结合合法化,这在土耳其西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或者至少,他指出了组成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和军人阵线的必要性或义务。如果我们考虑到“活力力量”在1950年代末和整个1960年代的作用,他对这种联盟起源的强调变得更加重要。
[纳米克·凯末尔](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mık_Kemal)在这种进步思想中的意义是什么?阿夫哲奥卢指出,凯末尔在移植文明概念的方法上并无不同。根据凯末尔的观点,如果西方和传统制度能够融合在一起,土耳其就能实现独特的发展。但与之前服务于帝国主义利益的方法相比,这种移植具有不同的特征。纳米克·凯末尔试图将所有发展尝试“民族化”。阿夫哲奥卢希望强调凯末尔的爱国主义和民粹主义。他是第一个以爱国和反帝关切指示西化的知识分子。他的目标是通过宪法和教育调整来创建一个民族主义骨干。然而,阿夫哲奥卢说,纳米克·凯末尔解决现有问题的方法是模糊的。他补充说,凯末尔提出了“自由”或“宪政”的思想,这只能滋养知识分子的想象力,但他没有说明如何实现经济或社会进步。⁸⁵ 因此,根据阿夫哲奥卢的说法,从纳米克·凯末尔那里继承的真正遗产应该是他对爱国主义的强调。
在研究土耳其思想世界的知识分子的作品中,大多可以看到对纳米克·凯末尔的强调。但如果我们谈论对凯末尔作为“活力力量”的原始创始人的特别强调,这在两位知识分子——尼亚齐·贝尔克斯和多安·阿夫哲奥卢——身上尤其明显。贝尔克斯将凯末尔的思想直接描述为对坦齐马特西化的反对,并指出他与苏莱曼·帕夏一起,试图建立“一种活力力量”,以发起宪政运动和改革。⁸⁶ 阿夫哲奥卢似乎在指出纳米克·凯末尔这种附加的“革命者”特征时受到了贝尔克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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