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青年土耳其党人主要继承了纳米克·凯末尔的这种爱国/民族主义态度。这一遗产也包含了自上而下的现代化。但是，西化的这一方面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纳米克·凯末尔的民粹主义无法触及人民。它只在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找到了对应。事实上，知识分子在选边站队时不知所措。他们既没有足够的知识来构建反制思想，也没有信心与人民保持联系。这种情况是知识分子无法改变的历史结果。因此，唯一的回旋余地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自上而下的现代化。
这里必须补充一个在随后几十年中非常有影响的关键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目标无法仅通过宣传实现。考虑到社会阶层的状况和权力分配，他们无法依赖人民作为力量。因此，他们不得不与军队结盟，以实现一场反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压迫和反动权力的革命。⁸⁷
**统一与进步主义**
从上述角度来看，1908年运动意味着爱国“军队和文职活力力量”⁸⁸ 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压迫以及帝国主义对国家的干预进行的一场革命。实际上，阿夫哲奥卢是在非常经济的基础上讨论这个问题的，因为国家的解体是帝国主义在买办协助下盛行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1908年运动是打破官僚和黎凡特人垄断的第一次尝试。阿夫哲奥卢指出，新兴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对剥削的这次反应的产物。因此，这不是一场阶级运动，而只是抗议非穆斯林资产阶级。⁸⁹
这里一个有趣的方面是，1908年运动未能超越宪政主义的积累，它为关于经济倾向的讨论提供了适当的环境。正如扎费尔·托普拉克所提到的，1908年运动主要受政治甚至经济自由主义的驱动。萨巴哈丁亲王和扎维特贝伊，作为1908年后经济思想的杰出人物，都强调“个人企业”和“资本集中”。但是，很快人们就清楚，古典自由主义无助于统一派骨干的发展努力；因此，他们基于德国的经济方法，消除了经济自由主义，建立了一种“民族经济”，其中发展的主要来源是民族性原则。因此，消除买办和非穆斯林资产阶级以及创建一个本土资产阶级的努力也与经济政策中的这些倾向有关，并且它们也与文化中的民族主义政策兼容。但我们必须记住托普拉克指出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的一种反应，⁹⁰ 阿夫哲奥卢坚持强调了这一点。
经济自由主义的消除，伴随着统一与进步党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消除。1908年后，青年土耳其党运动合法化，并成立了十多个新政党。此外，还出现了353种新报纸和工人中的新组织。这是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专制统治的回应。但这个自由时代在1913年结束，当时统一派骨干发动政变，将全部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在自由和谐党赢得1911年选举仅仅两年后。因此，在1913年，1908年的政治自由化也被消除了。
考虑到这两点，即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消除，我们看到阿夫哲奥卢从未批评统一派骨干的政变，甚至支持民族经济的努力。他说，这些真诚的尝试失败了。这种情况有四个主要原因：首先，国家所处的环境要求权力在政治和经济上集中于国家。其次，统一派骨干的政治和经济对应方缺乏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所需的品质。第三，统一派骨干实际上在教育、世俗主义、妇女权利和艺术方面创造了凯末尔主义改革的根源。第四，统一派骨干是独立战争赖以建立的唯一民族主义骨干。⁹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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