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心所向，到满清的太极，我指出时代变革已迫在眉睫。
接着，我分析哪一股势力来收拾此后的大局。
革命党，显然不可能，同盟会声势浩大，但总的来说，仍不是主流，而且同盟会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形同散沙，进一步削弱了它的实力。
北洋军，这是最有可能成功的一股力量。
但它有一个最大的弱点，那就是袁世凯。
北洋军是新军，袁却是个老式的人物，虽然极聪明能干，却不明天下大势——袁是想“黄袍加身”的。
袁治军上下不分，结以私恩，竟在军中立了自己的牌位。
这不是袁糊涂，不懂治军。
袁是老行伍了，这点东西不会不知道。
袁是在为将来，预作准备。
然后，我问百里，中西最大的差距在哪里？这可以说很多，基本没什么相同之处，百里也是这么说。
我则道，中西不同，关键有两者，教育和工业。
二者一旦赶上，中西差距就不是很明显了，起码中国就有自保能力了。
我曾经说过，蒋方震是个极聪明的人。
于是，蒋方震便笑说，中国就看崇文兄了。
我答曰，振兴中华，舍我其谁。
玩笑过后，我开始详细叙述，如何兴教育，如何办工厂，如何建军队，如何在欧战之际发展经济，……蒋方震只是听我讲述，并不言语。
待我告一段落，问了我两个问题，资金和人手？我只答了五个字——“华源基金会”，然后，加了一句，“我是建立人之一”。
蒋方震若有所思地思量了一会，答应了我。
许久以后，蒋方震问我，如果他当时不答应，能不能活着离开？我说，我也不知道——有时候，没有答案，才是好答案——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任命蒋方震为参谋长，接任这个名义上不存在，但事实存在的夜晚军校校长。
其实，此时军校已经具备了参谋、后勤、炮兵、步兵、工程等所有科目。
但是，蒋方震接手不久，军校就变的井井有条焕然一新。
并在我的要求下开办了以培养师团级指挥人员为目标的高级班，学制半年。
真是术业有专攻，人的才能是不同的。
军校在我手里，就和在百里手里不一样——虽然百里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
至此，我已经储备了一期扩军所需的中高级指挥人员。
到时候，扩编后的新军，低级军官多是我教出来的，中高级军官我培养的和留学归来的各占一部——我培养的占了大多数——也不必担心部队的忠诚。
说到辛亥革命，人们常把广州起义与之联系到一起。
但据我了解，两者除了时间上比较接近外，并没有什么联系。
辛亥革命的成功，主要是清政府实行的铁路国有政策。
铁路国有政策在许多国家都实施过，如果是收回被列强侵占的铁路，自然是万分支持。
但是，清政府实行的铁路国有政策，不敢动被外人占了的铁路，反而要将民间自建的铁路收回，这分明是巧取豪夺，损害了太多人的利益。
于是，6月17日，四川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
然后，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罢市罢课，进而抗粮抗捐了。
这时（9月7日），四川都督赵尔丰，就是“赵屠户”，采取了旧官僚惯用的手段。
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领袖，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又打死30余名请愿群众，严重地激化了矛盾。
这样的事情，在过去都会激起民变，何况时代已经不同了。
于是，愤怒的民众在保路会、哥老会等会党的组织下，成立了保路同志军起义，几天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
革命党也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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