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又在党内外打击了一大片干部和群众，这就在国内形成了极为紧张的社会政在国内社会政治气氛不断紧张的同时，1936年的国际政治舞台也风云四起，开始出现战争乌云。这同英、法在西班牙事变中寻求同德、意妥协，为保持其在世界上的既得利益，放弃遏制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直接相关。苏联领导看到自己在西班牙事变中同英、法交好，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前景变得黯淡，便由对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转而变为积极支持共和派的政策。这样，战争的乌云便开始浓密起来。
在这种形势面前，斯大林深深意识到，在国内从党内到党外：“异己势力”的强大，从最上层各反对派头目到最底层反对派的同情者，以至包括历次社会政治运动遭到打击的形形**人员，在战争环境中联起手来，结成“第五纵队”，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斯大林每想起托洛茨基1926年曾讲到过的法国政府反对派克列孟梭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顾德国人打到离巴黎80公里的地方而夺取政府权力的事就不寒而栗。（《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卷，第48--50页）
因此，一旦战争威胁来临，他便下定了进行进一步大清洗的决心。这从下述事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几乎在苏联改变对西班牙政策的同时，斯大林于1936年9月25日与同在索契休养的日丹诺夫，联名向莫斯科发回一封被认为是发出大清洗信号的重要电报，以叶若夫代替雅戈达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被史学家看作绝非“偶然的巧合”。显然，这是打算“在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消灭在他看来是潜在的“第五纵队”。（〔俄〕b·п·德米特连柯主编：《20 世纪俄罗斯史》，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293--294页）
对于“第五纵队”的担忧，也为莫洛托夫所证实。这位斯大林的亲密战友直到晚年都坚持认为，我们“幸亏有了1937年”的“大清洗”：“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苏〕《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01页）
可见，斯大林这一发动大清洗的意图，在莫洛托夫心中是扎根很深的。
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说是1937年--1938年更加进一步大清洗基本的和直接的原因。然而，走向全面大清洗的更直接的导因，又是复杂而具体的，可以说，是由一系列事件一步步促成的。
走向大清洗运动的台阶
很多出版的苏联历史、党史著作在讲到大清洗的原因时，大多基本上只讲基洛夫被杀事件，在叙述大清洗事件过程时，一般也只讲述莫斯科的三次公开审判。这是苏联档案揭密以前，对于大清洗的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
1937年--1938年更加进一步大清洗的发生，除了上述基本的也是主要原因外，还有各种具体的导因，而基洛夫被杀案只是走向镇压的导因之一。莫斯科三次大审判只是1937年--1938大清洗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就它们在这次大清洗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第一、第二次大审判可以说是整个大清洗的舆论准备和战前动员，第三次大审判则已经处在整个大清洗的尾声阶段。因此，它们只是作为大清洗中肃清三个主要反对派头目的战役而安排的，而1937年--1938年真正全面的大清洗，其主要战役则是在1937年1--5月到1938年1--2月间发生的。
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经过苏联史学界和近年俄罗斯史学界多方研究，目前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既不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集团策划的集团谋杀，也不是一直受到怀疑的斯大林策划的谋杀，而是带有某种偶然性的个人谋杀事件。（〔俄〕b·п· 德米特连柯主编：《20世纪俄罗斯史》，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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