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全会上，逮捕了布哈林和李可夫，并作出决议，把他们交付内务人民委员部审查。叶若夫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向全会报告了在各地各部门破获的案件，揭露了各地各部门领导人的所谓“本位主义”、袒护“敌人”和阻挠揭发的种种行为。
在全会最后，斯大林以《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的办法》为题，作了报告和总结。他从全会上的报告和讨论中得出结论：“在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中，无论在经济组织或在行政组织和党的组织中，都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外国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不仅打入了我们的基层组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而“一些领导同志”竟“麻痹大意”，不仅不善于分辨这些敌人的“真面目”，而且“往往自己就帮助外国代理人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136页）他在全会上这样严重地估计形势并夸大敌情，自然以此大大推动了大清洗运动。
在这次中央全会之后，全速开动了大清洗的机器。
从这次中央全会到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1938年3月）的整整一年间，就对千百万经济干部、党政军干部进行大撤换、大逮捕，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提拔上来的新人取而代之。“反对派”和“人民敌人”的概念无限扩大，凡是对反对派有过同情、凡是对斯大林路线有过异议、凡是支持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的温和倾向、甚至凡是对斯大林有过不恭或谈笑的，统统被视为“反对派”和“人民敌人”而加以审查和逮捕。
这次清洗触及到了各个级别的干部，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各地各方面的基层干部。
在此前后被镇压的政治局委员有丘巴尔、埃赫、柯秀尔、卢祖塔克、波斯蒂舍夫等人。在139个联共（布）中央委员中有89个被逮捕，而后几乎全部被枪决。在1966名十七大代表中，有1108人在大清洗期间消失。撤换了所有各人民委员部的部长。其中以坦克制造人民委员部和一些工业部门的部，损失最为惨重。坦克制造人民委员部整个管理机关的人员，各企业的所有厂长经理（只有两个除外），绝大多数工程师和技术专家都遭到逮捕。在其他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船舶制造、冶金工业等部门，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同时，镇压也扩大到了工会、共青团、各社会团体的干部以至科学和创作知识分子以及共产国际的职员和外国党的同志等等。其牵连人数之多，至今尚在研究统计当中。（现从档案中共发现的383份名单上面载有4.4万名被捕的党、军队和经济部门领导人，其中3.9万人被判枪毙。政治局委员对这些名单都表决，并在上面留有签名。〔俄〕《史源》1995年第1期）
与此同时，纳粹德国的间谍机关利用弥漫苏联全国上下的怀疑和告密气氛，伪造文件，制造了苏联代理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及其同僚同德国军部秘密联络的反间计，并通过捷克斯洛伐克侦探机构透露给了斯大林。（《苏共二十二大》，莫斯科1980年俄文版，第585--586页）
斯大林借此下令，在1937年6月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包括雅基尔、乌鲍列维奇和埃德曼等在内的苏联7位最著名的军区司令级将领逮捕并执行枪决。（苏联和国外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的历史家一致认为，这个反间计对斯大林对苏联军事领导人采取的行动没起决定作用，只是被用来对付动员其他军人指控被告起了一定作用。涅克里奇：（1941年6月22日），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85--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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