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别济曼斯基的双重身份
鲍里斯·别济曼斯基就是代号“莱欧”的谍报机构的最高领导人。
他是苏联的一名高级情报人员，有苏联红军的少将军衔。
他的谍报机构在中国东北地区人数不是很多，但却是一个对苏联在满洲地区有着极其重要情报来源的谍报机构。
他领导的谍报机构即属于共产国际情报局，又属于苏联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同时还属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国家安全局。
他的谍报机构的情报人员只与设在克里姆林宫的“特别办公室”联系。
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安全局只有他这个谍报机构的名称备案，根本不掌握具体的人员构成，也无法与他们联系。
此前，他领导的谍报机构一直在德国和东欧一些国家从事秘密情报搜集活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国“芦沟桥”事件后，日本军方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他和他谍报机构被紧急调到中国东北地区，全力搜集日本军方有关对华战争的情报。同时，还根据斯大林的“大清洗”命令，秘密审查苏联各个情报机构在这一地区的工作情况。
正是因为他的谍报机构不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安全局和远东地区的留西科夫掌握，所以，新上任的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也不掌握。
留西科夫叛变后，他的情报人员基本上毫发无损。
别济曼斯基在满洲的公开身份是日本驻满州大使馆的翻译。
自从六月十三号接到克里姆林宫的特急电报后，他就立即命令他的谍报机构所有的情报员立即开始搜集有关留西科夫的情报。
但是，由于日本方面对留西科夫的行踪进行了严密的封锁，他的情报人员始终无法得到准确的情报。
直到事发一周后，他才在和他的“朋友”、参加审讯留西科夫的日本陆军省兵务局防谍课满州分室室长三枝正行的一次闲谈中，得知留西科夫已经彻底背叛，并得知留西科夫在向日本军方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情报和其它情报后，已经在斯波行雄和宇多川达也两位谋略专家的护送下去了东京。
三十号早晨，别济曼斯基刚来到设在新京（即长春）他在日本驻满洲大使馆的办公室，就接到大使馆值班人员交给他的一封电报，要他立即赶到日本驻大连的领事馆包下的大和饭店四楼（顶楼）待命，具体任务是担任即将到达大连的留西科夫的助手兼翻译。
电报是他的“朋友”三枝正行从大连发来的。
看完电报，他迅速的判断着可能要发生的事。
留西科夫很可能将在最近几天从东京来到大连，要他去做他的助手兼翻译，这里面很可能有他意想不到的事情要发生。这也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差事。
因为他精通日语，还精通德语、法语和土耳其语，又深得三枝正行的信任。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他不由得心中暗喜，同时又感到他必须在不暴露自己身份的前提下查明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在与留西科夫打交道的过程中必须慎之又慎。
他虽然没有见过留西科夫，但他清楚的知道，留西科夫早在“契卡”时期就是“内保”方面的专职人员，后来又担任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很多部门的要职，很熟悉很多国家领导人的生活起居习惯，他第一时间就隐约感觉到，由两名日本军方的谋略专家亲自操纵留西科夫，很可能是要干些刺杀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秘密行动。
随后，他立即向大使馆的馆长打了个招呼，就回到他的住处收拾行李，准备乘下午火车前往大连。
当然，他在没有见到留西科夫前，没有向克里姆林宫报告，而是向他的谍报机构在大连的情报员瓦仑蒂娜·维佳发了封特急电报，要她密切注意大和饭店的动静和三枝正行的行踪，如果有了留西科夫的消息立即直接向克里姆林宫报告。
正如别济曼斯基判断的，斯波行雄和宇多川达也精心制定的“熊计划”行动方案，经过留西科夫的补充、完善后，很快就提交得到了日本“军部”。
虽然还没有得到正式的批准，但是他们已经提前开始进入谋划、招募杀手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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