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朝廷的外交系统也不可能将全部的精力放在与俄国人的口舌交锋上，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随着美国表现出某种倾向于德国的态度，摩洛哥烽烟又起，而德国系统的势力膨胀，也势必要引起一连串的国际反应，这些都将在1909年这个年份相继发生。
当然，在中国的角度来说，什么也比不上在自己身边发生的大事。
早在1907年下半年的时候，朝鲜国王李冕已经病入膏肓了，随着他的病重和他的没有子嗣承继王位，中国国内对朝鲜废藩置县的呼声越来越高，以前朝鲜监国大臣，前吕宋总督，现任理藩院掌院副大臣的唐昭仪为首的废藩派的呼声甚高，他们的呼声甚至得到了军方部分将领，以张謇为首的工商界元老的响应，我也屡屡能够收到有关此事的奏折，但我一直没有贸然答应。
原因在于从朝鲜监国大臣赵尔巽的报告看来，朝鲜国内的局势，还远远没有到能够顺利兼并进入版图的地步，朝鲜本土军方，包括京城侍卫队和各地镇卫队都不是能够完全掌握在内的，尽管大部分的朝鲜军队都或明或暗的向赵尔巽的系统表达过效忠的意思，但是谨慎的赵尔巽在相当程度上将这种效忠的表示当作是一种两面讨好的举动了。就他的报告来看，他掌握的情况中，京城有三成的侍卫队和地方上的忠清道，全罗道和庆尚道等地方的镇卫队，反抗倾向十分严重。
当然赵尔巽本身其实严格来说也是个废藩派的人物，只是性格使他谨慎些罢了。他的系统包含两个镇的驻朝军，都在李冕病情外传后开始了联络行动，试图发动一些朝鲜本土的豪门大族和官面上的首脑人物上疏请并入中华版图，也正是在这样的试探中，赵尔巽的系统才能收集到不满中国这种倾向的人群的消息。
所以，从1907年下半年一直到这一年后了，中间更是穿插了大大小小的国内国外的大事，我一直都没有能够下定决心是否要将朝鲜废藩置县，并且嘱咐赵尔巽做好了两手准备，一个李氏家族的旁支少年已经被安排好了，随时可以入继朝鲜的王位。
争吵在一种有序的控制下进行着，没有什么特殊事件的刺激的话，也许还会继续吵个几年。
但是到了1908年9月11号的时候，事情却突然激化了起来。在病榻上挣扎了一年多的朝鲜国王，在派去朝鲜的太医院医正刚回到北京向我报告说大概还能活半年到一年的时候，却突然死在了病榻上。从朝鲜传回来的消息说，李冕临死的时候吐出来的黑血几乎将半边床都染上了。部分朝鲜人信誓旦旦的声称是中华帝国的医生们，要了他们国王的命，为的是趁势吞并朝鲜。
我震怒之下，当天立即又召来那几个太医严加审问，随后又交给内务府慎刑司和刑部查勘，供状都没有什么问题。看来问题并不是出在他们身上，而他们带回的李冕的医案也证明他们关于李冕还能活半年到一年的估计并没有出错，看起来问题是出在外面。
局势已经不容许再派出得力人手去严加查察了，朝鲜必须立即稳定下来，于是当天就给赵尔巽发去了电报，命令他立即让新王登位，北京派去的敕使也立即出发，十天后就可以举行登基大典，在此之前，监国与新王共同执政即可。新王是王族的一个七岁的小男孩叫李崇，只要再有十天，他就能成为合法的朝鲜国王，到时候再来追查李冕的死亡事件，杀上几个替死鬼，局势自然会慢慢平定下来。
但是当天赵尔巽的电报就传了回来，局势更进一步恶化，朝鲜的军队似乎有着某种势力在背后串联，几乎是在同一时刻，江原道的镇守使李昭应，忠清道柳麟锡，庆尚道申乭石，全罗道闵宗植四大镇守使在1908年9月12日下午宣布起兵，打着抗拒吞并，大韩独立的旗号，不承认在汉城的中央政权，并在全罗道奉了一个叫李铸的四岁小儿做傀儡，宣布大韩成立并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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