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卫东沉默了一会儿。他脑子里同时转着两条线——牡丹江的纪念册案还在等DNA比对结果，呼兰那边潜伏的威胁也没有解除。现在又多了一个气功班。他重新翻了一遍那几份报案记录，注意到一个细节——三份报案记录的家属，都在描述中提到了一个词：“捐钱”。一个说女儿“把积蓄都捐了”，一个说儿子“把家里存折里的钱都取走了”，还有一个说女儿“把嫁妆钱都交给了气功班”。
“顾老，你说崔德林以前开饭馆的时候被人举报过集资？”
“对，但没立案。”
“那这次，他可能不只是集资了。”陆卫东把报案记录放回档案袋，“我先去找市局那边要一份更详细的材料。你继续盯着，看看最近还有没有新的失踪报案。”
顾德昌点了点头，站起身，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卫东，你说这个崔德林，会不会是拿气功当幌子，干别的事？”
“不知道。”陆卫东说，“但失踪四个人，总得有个说法。”
顾德昌走后，陆卫东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他拿起电话，拨了市局刑侦大队的号码，说了顾德昌发现的情况，让他们把气功班的相关材料整理一份送过来。挂断电话后，他拉开抽屉，看了一眼那两本纪念册的复印件。纸张边角已经有些发毛了，像一条走了一半就停下不动的路。他合上抽屉，没有再看。
第二天上午，市局的材料送过来了。比顾德昌带来的更详细——包括了崔德林的背景调查、气功班的工商登记信息，以及失踪人员的详细档案。陆卫东一份一份地看，看得仔细。
崔德林，三十二岁，高中毕业，曾在南方打过工。去年夏天回到哈尔滨，在道外区租了一间旧仓库改造的场地，挂出了“华元功养生堂”的牌子。他没有办营业执照，也没有任何气功教学的资质证明。他的课程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初级免费，中级收费五十元，高级收费两百元。失踪的四个人，都参加过高级班。陆卫东注意到失踪的都是高级班学员，而高级班要收费两百元，在当时能顶普通工人几个月工资。
下午，陆卫东叫上林子栋，一起去了道外区。
“华元功养生堂”在一条窄巷子里，一扇铁皮门，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木牌，上面用红漆写着“华元功养生堂”几个字，字迹歪歪扭扭的。门关着，从门缝里能听见里面有人说话的声音，模模糊糊的，听不清内容。
陆卫东没有急着敲门。他站在巷子对面看了一会儿，又问了附近几家店铺的老板。一个修鞋的老头说：“那个气功班啊，开了大半年了。每天晚上都有好多人来，有坐公交车的，有骑自行车的，有时候还能看见小汽车停在巷子口。”
“白天有人来吗？”
“白天没人，就晚上。”
“你见过一个姓崔的年轻人吗？”
“见过，瘦高个，戴副眼镜，说话斯斯文文的。有时候站在门口跟学员说话，挺和气。”
陆卫东谢过老头，回到巷子口。林子栋已经绕到仓库后面走了一圈，回来说：“后门锁着，窗户用木板钉死了，看不清里面。”
陆卫东没有动那扇门。他回到省厅，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他想起市局材料里的一句话——“失踪人员均为高级班学员，失踪前均表示要‘外出修行’。”他想，如果崔德林只是骗钱，他没必要让学员失踪。如果他是真的在搞什么修行，那失踪的人应该还能联系上。但四个月失踪四个人，手机打不通，家属找不到，邻居说没见过，这种消失方式不符合任何一种合理的解释。
他又给市局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有没有其他相似气功组织出现。市局那边说，最近半年类似的气功班在哈尔滨开了好几家，大部分规模较小，像是跟风搞的，没出过什么大事。只有“华元功”出了失踪案。陆卫东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
他想起前世那些因为气功而发生的命案——拒医拒药致死的，被所谓“功法”害死的，被组织内部暴力打死的，甚至被“大师”以“双修”之名奸淫后灭口的。他不知道崔德林属于哪一种，但他知道不能让它继续扩大。他拿起电话，拨了赵雷屋里的号码。
“赵组长，有个气功班的案子，我想查一下。”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道外区那个？”
“你听说了？”
“顾老跟我提过。你打算怎么查？”
“先摸清崔德林的活动规律和人员构成，看看那四个失踪的人到底去了哪里。如果涉及刑事案件，我们特案组直接接手。”
“行，你安排。”
“另外，”陆卫东顿了一下，“帮我调一下崔德林在南方那几年的记录。他在南方打过工，我需要知道他具体在哪儿待过、干过什么。”
挂了电话后，他坐在桌前，把崔德林的档案又看了一遍。照片上的崔德林，瘦高个，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看着像个普通的年轻人。但如果那四个失踪的人真的和他有关，那他就不普通了——他可能是一个正在等待时机、准备实施更大计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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