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查用了整整四天。
四天里，陆卫东几乎没有离开过牡丹江市局那间临时办公室。桌上摆着两本纪念册——高三三班、高三二班——旁边是带人整理出来的八十七份排查档案。每一份都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上面写着名字、年龄、现住址、工作单位。信封摞起来的高度，几乎和桌上的搪瓷缸子齐平。
第一天查的是男同学。
孙队长把名单分成三组，一组一组地往下过。周成排在第一个，因为纪念册是他提供的，也是最容易被怀疑的人。陆卫东没有直接在电话里问，他让孙队长开车，两个人去了电业局。
周成在电业局抄表科上班，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靠墙摆着几张木桌子，桌面上堆满了厚厚的台账本和工单。他中等身材，戴一副黑框眼镜，头发有些稀，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看见警察来找他，他先是愣了几秒，随即局促地搓了搓手，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
“纪念册的事我知道，”他说话声音有些紧，“孙队长跟我打过电话了。但那本册子我一直放在柜子顶上，一直没动过。我连上面写了什么都不太记得了。”
“平时有别人动过你的柜子吗？”陆卫东问。
“没有。我们办公室就三个人，老王和小刘，他俩都是老同志了，不会乱翻别人东西。而且那柜子没锁，有心人想拿确实能拿走，但谁会去翻一本毕业纪念册呢？”周成说着，自己也在琢磨，语气里带着一种自己也说不太清的困惑。
“你记不记得最后一次看到那本册子是什么时候？”
周成想了想，眉头拧了一会儿，又松开了：“去年秋天……好像有人借过。我们单位招了批新来的大学生，有个小伙子来我办公室送材料，看见柜子顶上那本册子，问我是不是牡丹江一中的。我说是，他就借去翻了翻，说他也是一中毕业的，不过是后来一届。他翻了大概十来分钟，就还给我了。”
“那个人叫什么？”
“姓刘，叫刘什么来着……刘强？不对……”周成使劲想了想，“……是叫刘磊。对，刘磊。去年来的新同事，在调度科，平时不怎么碰面，就那一回说过话。”
陆卫东记下了这个名字。后来查了，刘磊案发期间在单位加班，有完整的值班记录，没有嫌疑。
后面把纪念册上的男同学都查了一遍，都有不在场证明和没有动机，这条线也没走通。
第二天查的是男教职工。
高三三班当年的班主任叫李建国，已经调到了市教育局。他五十多岁，头发灰白，说话慢条斯理，偶尔会习惯性地停顿一下，像是还在上课。陆卫东去教育局找他的时候，他刚从一场会议出来，手里还拿着一个蓝色的文件夹。
“纪念册的事我多少听说了，那位女同学的妈妈给我打过电话，我也很痛心。”李建国扶了扶眼镜，“但我去年因为胃溃疡住院，今年年初才恢复上班。”
“您手上有纪念册吗？”
“我当时作为班主任也有一本，但后来搬家弄丢了。我之前还特意找过，没找到。”
“有没有学生跟您关系特别近、经常来往的？”
李建国想了想：“跟学生来往是常有的事，毕竟带了三年的班。但要说走得特别近的，没有。那时候班上男生女生都有，都是正常师生关系。说实话，我连几个同学的名字都快记不清了。”
陆卫东又问了几个当时教过高三的老师，情况都差不多。有的退休了，有的调走了，有的根本不知道自己当年的学生出了事。排查到第三天下午，没有任何进展。
第三天查的是印刷厂相关人员。
当年印纪念册的厂子叫“牡丹江工农教育印刷厂”，在城西，已经倒闭了。厂房被改成了一家废品回收站，院子里堆满了旧铁皮、废纸和生锈的机器。看门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耳朵不好使，说话要凑近了大声喊。他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但纪念册那批活太小，他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那些年印的东西多了去了，”他蹲在门槛上，卷了一根旱烟，“一个学生纪念册算个啥？油印机一开，一上午能印一百多本。谁还记得谁来过谁没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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