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林晓雨。高三三班纪念册上的名字，跟陈雪和高静同班。”孙队长顿了顿，“她没拆，以为是寄错了，打算退回去。但她说，那封信的邮戳不是本地盖的，是从哈尔滨寄过来的。她当时留了个心眼，没扔，也没退，拿到局里给我看了。她想起夏天的事，觉得有点不对劲。”
“信在哪儿？”
“在我桌上，还没拆。信封正面写着林晓雨的名字，寄件人一栏是空白的，只有右下角用圆珠笔写了一个‘张’字。”
陆卫东没有说话。他记得林晓雨这个名字。高三三班纪念册的通讯录上，林晓雨排在中间的位置，紧挨着陈雪。她的住址写的是另一条街，不是劳动路，也不是建设街。那本纪念册上陈雪的地址是对的，高静和梁笑的地址是错的。而林晓雨——她的地址也有问题，因为通讯录里她的门牌号和实际地址之间差了一号，跟梁笑的情况一样。
凶手手里那本错版的纪念册，在牡丹江扑空了两家，又试了一家。梁笑是安全的，因为门牌错了。林晓雨也是安全的，她的地址也错了，所以他按错了门铃，信也可能寄错了地址。凶手不知道哪个地址是对的，哪个是错的。他只能一封一封地寄，一家一家地试。
“那个信封上的地址，写的是刘淑芳家的门牌号？”
“对。601。”孙队长说，“但纪念册上梁笑家的地址是602。林晓雨家在另一条街上，也是类似的情况，门牌号差一号，这套地址和梁笑家一样，都是错的。”
陆卫东又想起一些事情。那本纪念册上的错误主要集中在同一批地址上，他在夏天排查时注意到这一点，但没有专门总结。他靠回椅背，手指按住桌沿，脑海里回想着高三三班通讯录的那几页：将近半数的家庭住址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印刷笔误，集中在门牌号的最后一位。
“那封信先不要拆，”陆卫东说，“把它和信封一起放进证物袋，密封好。等我过去再看。”
“明白。我今天下午就办。”
挂了电话，陆卫东靠在椅背上。哈尔滨的初冬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在办公桌上切出一道细长的亮痕。他想起几个月前修自行车摊主说过的那些话——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男人问过路。那件事之后没有再出现过，没有明确指向。但这一回不同——一封信被寄到了梁笑家的地址，收件人写的是林晓雨的名字，寄件人一栏里写了一个“张”字。而林晓雨的地址也是错的，和梁笑、高静一样，是同一批印错的页面。
他没有立刻把它当作凶手归来的信号，但他也没把它当作可以忽略的细节。
他拉开抽屉，取出高三三班纪念册的复印件，翻到通讯录那一页，找到林晓雨的名字。住址栏写着一条街名和一个门牌号。他又翻到梁笑那一页，两排地址并排放在同一页上，笔迹如出一辙。
他把复印件放回抽屉，然后拿起电话，拨了赵雷办公室的号码。
“赵组长，我明天去一趟牡丹江。”简单的和他说了一下孙队长那封信的事。
“你打算怎么办？”
“先看看那封信。”陆卫东说，“然后查一下林晓雨的联系方式，确认她是否知情。如果这封信和纪念册案有关，就说明那个人还在用那份名单。”
“有进展通知我。”
“好。”
陆卫东挂了电话，把桌上的材料收拾好，锁进抽屉。他拉开最下面的抽屉，里面放着那两本纪念册的复印件，纸张已经有些发皱，边角微微卷起。他看了两秒，合上抽屉，锁好，然后起身穿上外套，往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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