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中午，火车进了哈尔滨站。站台上人来人往，卖冰棍的小贩推着车穿过人群，几个穿工装的年轻人拎着行李从站口往外走。赵雷在出站口等着，穿着警服，靠在墙边抽烟。看见陆卫东出来，他掐灭烟头，接过提包，转身往外走。
“案子没破？”赵雷问。
“没破。”
赵雷没有多问，只是说了一句：“厅长那边有新的案子分下来，你回来正好。”
“什么案子？”
“盗窃案，省博物馆丢了一批铜器，看手法像是有预谋的。你先歇两天再说。”
陆卫东没有再说话。他坐进吉普车，靠着车窗，看着哈尔滨的街景从车窗外掠过。哈尔滨比牡丹江凉快一些，街边的杨树长满了叶子，在风里哗啦哗啦地响。
回到家，王淑芬正在灶房做饭，老四秀芳在屋里学习，老五志平蹲在地上逗猫。看见陆卫东进门，王淑芬放下手里的菜刀，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没多问，只是说：“瘦了，黑了。”
“没瘦，黑显得。”
“骗人。”
陆卫东笑了一下，把提包放在墙角，坐到沙发上。窗外的阳光斜照进来，在客厅的地板上拉出一块长方形的亮斑。志平跑进来，趴在他腿上问牡丹江的事，他说办了案子，不细说，志平就不再问。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的时候，脑子里还想着那两本纪念册。四十二个名字，四十二个家庭，四十二个座机号码。那个人，可能正坐在某处等着下一个暑假、下一个孩子回家。
他又想起孙队长那一句还没点上的烟，在食堂门口的昏黄灯光下捏在手里的样子。事情没完，只是往后推了。
省博物馆的案子办了一周，盗窃团伙抓到了，铜器追回大半。陆卫东写完了结案报告，把卷宗锁进柜子，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窗外是七月末的午后，阳光把窗台晒得发烫，远处传来施工的电钻声和断断续续的蝉鸣。他低头看了看抽屉里那两本纪念册的复印件，纸张已经有些发皱，被翻得边角卷起。
他合上抽屉，没有再看。
九月初，孙队长从牡丹江打来电话。
“陆组长，暑假结束了，纪念册上那些大学生都回学校了。我们挨个联系了一遍，没有异常情况。”
“梁笑那边呢？”
“梁笑回学校了，她妈说暑假没什么事。不过我安排的人在她家附近蹲了两个月，没见可疑的人出现过。”
“凶手可能已经不在牡丹江了。”陆卫东说。
孙队长沉默了一会儿，声音压低了些：“还有一件事。前几天，我在整理旧档案的时候发现了一条线索，不一定有用，但我想告诉你。赵秀兰被害前一周，劳动路那片有个修自行车的摊主说，有个年轻男的来打气，聊了几句，问过路名和门牌。”
“问的哪条路？”
“他说那人问的是劳动路87号，说有个亲戚住那，记不清门牌了。”
“修车摊的人有没有看清他的长相？”
“说没看清，只记得穿白衬衫，戴帽子，说话本地口音。”
陆卫东听完，没有马上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说：“你把修车摊主说的话记下来，存着。”
“明白。”
挂了电话，陆卫东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街道。九月的哈尔滨已经有了初秋的意思，风比夏天干爽了一些，树影斜斜地铺在人行道上。他想，那个人还在。他没有停下来，只是换了地方。
陆卫东把电话放下，回身坐到桌前，拿起桌上一份《黑龙江日报》，翻到第二版。
一则新闻跳进眼里，标题是粗黑体字：《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三个条例颁布，厂长负责制全面推行》。
他仔细看了一遍。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三个条例，《全民所有制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明确提出企业由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实行厂长负责制。通知指出，实行厂长负责制，必须保证厂长在企业生产经营重大问题上的决策权，突出厂长在行政指挥中的作用。
他把报纸翻到第三版，又看到一条：“加强治安管理，维护社会秩序——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公布。”1986年9月5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了处罚种类、适用条件和裁决程序，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有了更明确的法律依据。
陆卫东把报纸放下，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茶。水已经凉了，茶叶在杯底沉成一片深褐色。他望着窗外，街上的行人穿着单衣，自行车铃声在午后的空气里传得很远。
两项改革几乎同时落地——一边是给工厂松绑、让厂长做主，企业自负盈亏、优胜劣汰已经势在必行；另一边是给治安管理立规矩、让执法有据可依。他想起牡丹江那两本纪念册，想起那些在技术限制下无法被读懂的痕迹。
时代在往前走，技术在往前赶，只是有些案子等不了那么久。
他把报纸叠好，放回桌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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