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先看一下全国战场的总的形势。在先前的武汉会战里，我军虽然最终丢失了武汉和广州两座十分重要的中心城市，但是，也给日军以很大的杀伤。在战役的后期，敌人已经无力捕捉我军的主力进行决战，而只能以战区内的名城大邑为战略目标，力求占领这些地理目标。这说明一个情况，日军已经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主动军事进攻了，其力量已经使用到了极限。一年半以来，日军付出了几十万人伤亡的代价，并未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到去年的10月，日本全部陆军34个师团，投入中国的有32个师团。其中24个师团，即占其全部陆军70％的兵力配置于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这24个师团要在约4000公里的正面战线上与我国军队对峙，要在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占领区内应付中国游击兵团的袭击，还要在漫长的铁路、公路、水路交通线和这些交通线上的城市要点守备，其兵力的缺乏可想而知。另8个师团配置于东北，编入关东军序列，既用于对苏备战，也作为侵华战争的战略预备队。其后备兵员及动员能力远远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在其财政支出100亿日元中，军费支出高达80亿日元，占80％，仍不敷用。其军需生产虽一再追加，仍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其总体上的作战方针将不得不转入持久作战。随着作战方针的改变，在战场上，敌人也将改变其一年半以来的惯用作战方式。其改变将会是确保占领地区为主，以方便其搜刮占领地区的战略资源，支持其战争消耗，实现所谓的以战养战。日军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于去年的12月2日向在华日军发布“大陆命”第241号命令，不再提扩大占领区，也没有要攻取下一个大目标的意图，显然放弃了战略进攻的想法，而只将在华日军的任务原则性地规定为“确保占领区”和“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这就是一种目标改变的体现。这一阶段，敌人将在其占领区内加强经济掠夺，以适应侵华战争长期化的需要，补充其国力的不足。具体到长江流域的军事态势，我们不难发现，日军所占领地区，基本上是沿着长江一线展开，从上海，南京，安庆，九江，最后到武汉这样的一条狭长地带。这条狭长地带的两侧，分别是我军的第3，第5和第9战区的部队。我军随时都可能像这一条狭长的占领地区发动进攻，切断敌军的物资供应线和相互之间的呼应。作为以武汉为司令部所在的日军第11军当然不可能对这种情况熟视无睹，必然会采取战术进攻来改变现有局势。其首选的目标，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南昌。”刘建业说着说着，就有了劲头，一发而不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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