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实质上是利用多层次工事，以运动防御逐次抵抗，诱敌深入；以坚强的阵地防御战阻敌于预设地域，尔后集中兵力以外线进攻的运动战围歼敌人。它的中心思想与《论持久战》中一再指出的“运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方式互相配合，必能使敌军处于极困难地位”的精神是基本符合的。由于挺进兵团和尾击兵团的战斗不仅使日军的后方弹药、粮食以及医药等军需物资供应不上，使其在当地筹掠粮草的企图也因不能分散兵力而无法实施。据二战以后由日本防卫厅整理出版的日军战史记载，当日军被围于浏阳河以北、福临铺地区时，从1日至4日，日军有不少联队每个士兵仅有子弹10发至15发，每个分队仅有手榴弹一两枚，不得不以刺刀进行白刃战。日军战史也不得不承认“作战始终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军队“引诱日军一直深入到长沙，集中长沙城内外的30万大军将日军包围。尔后，日军第一线部队几经苦战，付出了高于香港作战两倍多的牺牲，于1月15日撤回到原驻防地。这次作战，动摇了一部分官兵的必胜信念。”
第九战区防守新墙河南和汨罗江南的第一、二线部队能够依托既设阵地逐次抵抗，给予日军以一定程度的迟滞和损耗；守备长沙的部队能够坚守核心阵地，以不怕牺牲的顽强抗击，将日军主力抑留于预定决战地区四昼夜，争取了外线部队合围日军的必要时间，这也是此次会战获胜的重要原因。
第九战区和多数担任堵击、截击以及追击兵团的指挥官在作战指导上忽略了控制渡河点，则是这次会战虽然获胜而并未能按照计划全歼日军或歼灭更多日军、却使其得以大部退回原驻地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担任堵、截和侧击的部队都像第79军预先控制了东山及磨盘洲等浏阳河渡河点，并炸毁了日军架设的军桥，使日军遭受重大损失而仍无法渡河，新20军通过积极主动的迂回进击，抢占日军渡江渡口的话，则被歼日军必将更多；如果担任追击的部队能事先考虑到追击路线，部署一定兵力，控制较多的渡河点，则可以迅速渡河紧追敌后，不使日军轻易摆脱，也必能给予日军以更大打击。相反，如暂5师由岳麓山追击溃败之敌，渡湘江、浏阳河、捞刀河时，只有一个渡河点，且未能预先准备，以致行进迟滞，遭受敌机轰炸而受损害。
尽管在这场会战里，中国方面的指挥作战，有着各种各样的错误和遗憾，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上来讲，中国军队在长沙城下取得这次胜利，都是在此前的抗战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空前的大胜利。双方动员参展兵力之多，战斗之激烈，都是抗战历史上很少有的。
这次会战以后，日军第11军这支关内部队里唯一的战略机动作战力量，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作为军主力的第三师团基本丧失战斗力，第六师团几乎被全歼，这让其他的日军部队深受震撼，许多官兵对于战争能否如日本所愿取得最后胜利产生了怀疑动摇。
中国军队为了此次会战的胜利，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会战期间，第九战区位于敌后的各挺进纵队为了策应主战场上的部队作战，积极展开游击战，活动于临湘、蒲圻、咸宁、崇阳间广大地区，袭击日军后方勤务机关和破坏交通、通信，给日军行动造成困难。为了协同地面部队作战，日军第1飞行团动用了侦察第44战队、战斗第54战队和独立第18中队的50余架飞机支援其地面部队，给中国军队造成一定的伤亡。此时中国空军尚未恢复实力，作战飞机数量尚少。当日军败退途中被围困于福临铺地区时，中国空军第2大队从成都起飞9架轰炸机，至长乐街轰炸，以切断日军退路，配合围歼作战。返航途中遭到日军第54战队8架战斗机的攻击。第2大队边战边退，击落日97式战斗机1架，击伤2架。第2大队亦损失轰炸机2架，但创下了以轰炸机击落战斗机的成功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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