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第四十五章]
夜晚的疯狂之间，共和貌似无意，问了逸仙一句：
“你还对君主制过敏吗？”
逸仙自来西班牙以后，脱离了国内的环境，反过来也开始思考国内的历史。
民国自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以西方价值观为尊。
袁世凯、徐世昌、张作霖等个别首脑尊孔，还会被文化界唾骂成“反动”。
“恨乌及乌”。君主制由此也成了被黑的靶子。
可是，废除了帝制，共和，真的成功了吗？
是啊，没有了大皇帝，活出了一堆小皇帝。
如果说清朝的皇帝与西太后独裁还要顾及一下全国的统治，民国以后的政客只要脚底抹油，跑进租界、英属香港、日属大连，远一点还可以“赴欧考察”，那么可劲地贪污。
“预征到1960年的租税”，已经是民国的一个鲜明写照：
官员与军阀在失去了更高一级的监控时，放开胆子贪污腐败，一旦失败马上转进租界、老家或欧美日的其他地盘，继续吃着腐败来的金山银山的福利。
很多人特别聪明地躲在租界这些近的“治外法权地带”，为的是只要国内风向一变，立刻跳出来杀个回马枪。
不说远的例子，单说国民党，汪精卫、胡汉民因为内部斗争失败，去过欧洲“考察”，去过上海“租界”，汪还去过英属香港遥控指挥西南军阀反蒋。
这样的一群人，在表面上大力抨击前清的统治，鼓吹辛亥革命以来的所谓“道统”。
然而，即使是被主流黑的清朝，钢铁产量远超民国不说，自造舰船数量也远超民国。
民国建立至今，唯一一个在本土培训的舰娘，逸仙一人。
军阀们的表演更是精彩：胜利通电“讨贼“，败退通电“下野”，看风头好了马上再从租界杀出”收拢旧部“”重整旗鼓“。
也许他们仿佛面临世界末日一般的横征暴敛，比直接战斗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要严重得多。
这一点，湖南军阀唐生智最有发言权：
先是被投靠直系的赵恒惕打压，无奈相应北伐军反赵；
再是默许许克祥等人兵变，打压共产党，架空武汉国民政府；
再是利用宁汉合流逼走汪精卫，一度割据湖南、湖北、江西等省；
再是被南京特委会（西山会议派+桂系）讨伐，首度下野入租界；
再是蒋桂战争投靠蒋介石，说服冀东等地的旧部反叛桂系；
再是一度和石友三等人策划反蒋，失败后二次下野“修仙“；
再是1931年两广事变，加入汪派领导的广州政府反蒋…
军队只是个资本。投资在哪里与一般的商业行为毫无差别。
可能因为如此，日本于1931年入侵满洲，苏联于1934年入侵新疆；
民国这些内战军队，竟没有一个敢去打日本、打苏联。
日本兵占了三分之一个长城，策反殷汝耕与锡林郭勒德王叛变自立；
苏联兵横扫全疆，前锋占领至新疆与内地的唯一枢纽星星峡；
前清军队虽然腐败无能，但是俄军入侵东北尚有黑龙江将军吞金自杀也不投降，主流舆论也能对俄同仇敌忾…
前清的甲午战争，虽然如叶志超之辈闻风而逃，虽然有北洋水师的投降派，可尚且还没有熙洽（九一八事变时任吉林省代理省主席）这样主动开省城投敌当官的，尚且还没有殷汝耕（浙江人，时任南京政府冀东“特别区域“特派员）主动“独立反共”、攻打通县的…
反观现在，“低调“盛行，多的是”日本是文明国家，中国是不文明国家，所以中国抵抗日本是自取灭亡“的”文明消灭野蛮“的调子。
——没有一个皇帝一样的存在，看管着这群给点雨水就敢兴风作浪的官僚与军人，能行吗？
推翻了一个皇帝，换来了这样毫无廉耻的千万个蛀虫的肆意泛滥。
如果说清朝灭亡，除去棉纺等轻工业、物价、流通的外国货币（包括欧美日私营银行绕开中国政府印刷的“银行券”，可套换中国金属货币、实物等）；
那么，天灾人祸的增长，官员的不作为与贪污，军阀的强征款项与奢侈，是比前清有着显而易见的巨大“烬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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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笔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