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好处，是任何一个奴隶，只要有胆子，有运气，敢闯敢拼，在这个旧秩序土崩瓦解、新秩序初见雏形的关口，实现阶级跨越的难度，比太平盛世阶级固化、绝大多数人一生不可能突破阶级壁垒的难关要低很多。
…逸仙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更深地质疑过去的自己：
西方的那一套，适合中国吗？
最初孙中山等人号召民主共和，曾颇为形象地将民主评价为选饭店，“客户”对“老板”不满意可以“投票”换个“饭馆”。
如此天真可笑的逻辑，在中国严酷的政治现实里彻底碰壁：
老百姓普遍没有全国性的组织意识，缺少超越村社的普遍结社意识，对官员军阀的腐败感到不满了，或者零星骚乱起事，或者上山当土匪，没有正当的渠道反馈意见；
地方官府基本沿袭前清的风气，又少了前清的上级监督的力度，于是不管打赢打输官司都要死命要“办事费”的风气，不顾物价上涨与地租原价稳定地泛滥；
大多数官员与军阀的风气如前所述，国家亡了，大不了携款走人，或者投降新主子混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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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第四十六章]
表面上说，共和的政权是大家的，任何人在行使权力是不能有私心杂念；
实际上说，所有人的财产是私有的，自家的财产不归别人家，而且大多数人比起参政议政，更关心自己眼前的利益。
用一个中国尽人皆知的道理形容，便是：如果没到饿死人的地步，何必要反叛朝廷？
李自成起义的陕北，是一个明朝当地人都能说“大旱连年，出延安城可见人相食，单人出城性命不保“（具体详情参见《明末农民战争史》引用的几则明代人笔记）的恶劣环境；
江南富饶的财源，没有一丝一毫，落在这些啃着人骨头、冒着“肿胀而死“也要生存的灾民头上，李自成之前几批起义军大多战斗到死的精神也就是从这些人里面爆发出来的。
如果没有这样严重，如果还有地方逃荒，那中国的汉族多数人，便会像胡适在自己的一篇关于全盘西化的文章所说：
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虚构的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
荒年了，等着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
树砍完了，只好烧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对着叹气。
最后，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也是民国以来社会的时髦派——主张如下：
这样又蠢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
他们的答案便是“全盘西化”，全面否定“旧道德”，并且“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用不着你们少年人去担心“。
顺着这个思路，“日本寿司远胜满汉全席“、”汉字不如拉丁字母文明开化“（瞿秋白等废除汉字派提出废汉字的理由之一是“旧道德挂钩的汉字不够革命”）等等甚嚣尘上。
眼看着貌似日本一刀，苏联一刀，英美坐收渔利，这五千年文明，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步了印第安人的后尘，消失在世界历史舞台之上了。
——如果用逸仙自己的观点，便是如此：
凭什么说庐剧（合肥地方戏曲）一定比日本歌舞伎差？
凭什么说汉语的江淮方言是老粗，英语的约克夏方言就必须高贵？
凭什么农村用的虎头鞋，一定就比不得德国等国的传统鞋子？…
心平气和的平等，对等的地位，取得这些真的就这么难于登天吗？
肉体的殖民，尚且不能抹杀精神；精神的殖民，真个是要亡国灭种。
如果汉族的子孙，忘记了自己的先祖是谁，然后只记得一个叫耶和华、天照大神或者安拉的救世主造出了人类，是全人类的祖先；
那么，他几乎是可以有最充分的理由，否定汉族传统的女娲造人、共工撞不周山分开天地等神话起源是迷信，是不科学的。
是啊，也许这样的神话不科学，如果能用中立的态度或许可谓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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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笔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