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杨唯唯称是。
骄阳似火的时节，水也涨到堤半腰了。单薄的堤身似乎也承受不了夏日的烘烤，纷纷冒起汗来——散浸。每天，熊工都拿着一根竹篙在堤脚走来走去。
在外行人看来，巡堤是一件较轻松的活儿。实际上巡堤时，人在堤脚走，密不透风，暑热难耐，尤其是每天午后，堤脚如蒸笼般，每走几里地，浑身汗透。
只要散浸处有水往外冒，熊工就指挥随行人员用锹在堤上挖一条导流沟，沟深半锹，宽约一锹，然后，令指挥部调运沙石，将沟填上，这样就不至于让水流带走堤身上的土壤。他还边做边说，只要这里流出来的是清水就没问题，如果水是浑水，说明堤身的土被带动了，那就是重大险情。
第一个险情出现在盘龙湖闸口，因年久失修，好多年也没有遇见这么大的洪水，闸口竟出现严重的渗水。指挥员倾巢出动，县指挥部主要领导也赶过来研究对策，最终还是采纳熊工的建议，在迎水面码土袋，把这个闸口封起来。
问题随之而来，此地除盘龙城有土可取，但又不能取外，何处去取土呢？不知是谁望着河中往来的沙船，提出何不就用船沙呢，不过费用较大。县指挥部负责人立即表态，只要保住大堤，费用不要紧，我马上命令县财政局携款来现场买沙，镇里请安排好抢险人员，立即动手。
镇突击队首先来了三十名队员，然而村干部去找村民却出了点小麻烦，大多数村民不理会这事，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上堤的只十余人，急得村刘书记跳脚，还是老杨带着盘龙湖的所有承包人员赶来，加上村干部们，勉强凑足了人数。
泥水和着汗水，经过一天一夜的抢筑，闸口的险情基本得到了控制。为了随时关注这处险段，第二天，又在闸旁搭了一个简易工棚。老杨主动请缨，把鱼棚里的行李也搬来了，日夜坚守在这个地方。
高水位持续难退，河的上游倒没有大的来水，然而此地离长江不远，受江水顶托，河水虽有转清的趋势（这是退水的前兆），但水位仍然看涨，眼看离堤顶就不足一米了。
方镇长早已失却了先前的从容，一个月不到，人瘦了一大圈，白皙的脸庞也转为红黑，嘴角的烂疮，更显几分疲惫。他仍不失时机地取笑即将退休的老熊，像打麻将的“海底捞月”般和大了。老熊只有苦笑的份。
一场暴雨过后，盘龙湖闸口往西边数百米处的堤面上现出一条长约数十米的裂痕，堤半腰的导流沟里水量大增。老熊看后分析道，系堤脚的淤泥因长期高水位浸泡，已经软化。于是急令打桩，木桩很快买来，现场将圆木锯成二、三米长，然后削尖一头，每隔一二米往下打去。然而，数小时后，裂缝越来越宽，越来越长，指挥部一番紧急运作，调来大批人员在迎水面装沙袋固脚。
在遭遇百年不遇特大洪水的时刻，长江流域的汛情牵动着党中央、国务院的心。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到堤防一线，甚至站在荆江大堤上，面对防汛的军民振臂高呼“严防死守”！多么苍凉的话语！多么悲壮的时刻！
这一次村民的自觉性大为提高，甚至出现主动请战的人群，有人到指挥部捐款捐物，慰劳防汛大军，甚至有人把降温的西瓜、饮料直接送到堤上。
国人在自然灾害面前，空前地团结在一起。柏杨先生曾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作过著名的论断：“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十个中国人是条虫。”然而，如果他老人家现在还健在，如果此刻亲临防汛一线，不知该作何感想。
对面的临江市也增强了防汛的力量。从盘龙城这边看去，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相隔几米远的一只遮阳伞下，就端坐着一位守堤人员，入夜之后，***通明。
而盘龙城这里的堤防呢？用惨不忍睹来形容毫不为过。盘龙城滑坡处，几乎看不到原堤的影子，堤内已是千疮百孔，宛如黄土高原般沟壑纵横，幸亏堤外，日夜奋战的防汛大军几乎用编织袋重新筑起一道新堤，事后有人统计，仅编织袋在盘龙湖险段就用去了数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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